筹建梧州中山纪念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平逝世。是日，当时兼任梧州善后处处长的李济深正在梧州，接获广州国民政府电告这不幸消息时，悲痛不已。翌日，李济深即授命副官长李炯与梧州各界商议，成立了追悼孙大元帅筹备处，并决定于3月24日在梧州市大校场隆重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

3月24日上午11时，各机关团体约5000余人齐集于大校场，会场气氛庄严肃穆，挂满两粤将领及各机关团体的挽联。李济深亲笔书写的挽联是：“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

会前，工作人员派发了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其遗嘱、《中国国民党哀告国民书》、《中国国民党同志誓言》、《孙中山政治理想》、《追悼孙中山并告各工友》等。12时，李济深正式宣布开会哀悼，鸣炮21响，并发表了如下演说：
“今天我们开会追悼孙大元帅，大概有两种意思：第一，因为孙大元帅为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我国中华民国的国民，对孙大元帅的死，为崇德报功故，应该开会追悼他。第二，因为孙大元帅为我国国民革命的引导者，即为中华民国求平等自由的引导者，我国国民受他的指导，依靠他的带领，跟随他奋斗。可以希望达到致中华民国于平等自由之目的。现在他死了，革命还没有成功，中华民国还没有达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我们的革命导师就死去了！他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家长，今日我们的父母家长死了，我们做子女的就不能依靠父母家长，应当自己负起完全责任来！我们今后要大家负起责任，继续孙大元帅的遗志去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平等自由而奋斗！今天开个追悼会，就是要提醒大众，知道此后各人自己的责任的重大，望大家记着今天的追悼会，紧记着孙大元帅的奋斗生涯，紧记着我们自己所负的责任，为争中华民国的平等自由，为实现孙大元帅的主义而革命！”

接着，黄绍竑及各界代表也发表了演说。

最后，李济深宣读了如下祭文：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济深衔哀肃默谨昭告于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於兮先生，革命大成。五权为纬，三民为经。仁则博爱，义惟均平。目空群籍，胸尽甲兵。办之至真，取之至精。持之至公，存之至诚。一匹之夫，颠覆帝清。民国元勋，世界明星。汤武愧色，华拿贬名。先生视之，无得无荣。斯了滔弱，大盗纵橫。国势式微，帝资凭凌。先生对内，是伐是征。议由国民，策秉工兵。对外废约，疾呼大声。公理为援，群众为城。呜呼先生，国之干桢。假之数年，所志克行。内乱外患，云胡不宁。胡天不仁，阨我前程。都门遗言，助我后生。革命之业，平民之型。惟余小子，敢弗敬承。呜呼先生，长此渺冥。先生精神，万世惟贞。青于白日，煦妪毒亭。尚飨。”

李济深组织这次约五千余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在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这对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义，鼓励家乡人民继承孙中山遗志，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在召开这次追悼大会后不久，李济深又首先在梧州发起筹建孙中山纪念堂。1925年4月23日下午1时，李济深召集梧州军、政、学、商、农、工、妇女、新闻各界，市党部代表及各机关职员，共40多人，在同园革命军人同乐会开会。会议由李济深主持，他说：“为何要建筑纪念堂，约有三种原因：(一)孙中山先生为创造中华民国元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得有感触，知道孙先生创业之艰难；（三）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当月的26日和28日，李济深又连续召集开了两次会议，研究有关建筑纪念堂的具体事宜。

为建造梧州中山纪念堂，李济深成立了“梧州建筑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章程，从军、政、绅、商、学、农、工、妇等各界中，由选出军界陈济棠、政界苏鉴轩、学界叶毓成、商界招松观、报界张三民等10人，为该筹备委员会委员；李济深、苏鉴轩等人为总务、建筑、筹款各股负责人，并由梧州善后处拨开办费，开始着手各项筹建工作。

中山纪念堂工程于1926年1月25日，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梧州市区的茶山上主持奠基典礼。1928年7月动工兴建，期间由于战争曾一度停工。1930年，在李济深的督促下，陈济棠拨款续建，陈亲笔书写“中山纪念堂”五个大字。当年10月，梧州中山纪念堂终于建成，成为全国最早建成的中山纪念堂。

李宅雨帽

南方多竹子，因而竹子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当中，许多日常生活用具就是利用竹子加工而成的。南方的雨帽，就是用竹篾编织，两层间夹竹叶，用于遮阳挡雨。雨帽分圆顶和尖顶两种。直至今天，很多农家还备有这样的雨帽。
据料神村的老人说，雨帽还有防止野兽偷袭的作用。当年，当地森林茂密，野兽很多，老虎、豹子经常出没，这些野兽攻击人时，主要是扑咬脖子、喉部。外出时，头戴一件尖顶大雨帽，老虎、豹子就不知如何下手。

李家人多，备用的雨帽也就多，加上往来李家的客人又很多，为区分李家的雨帽与客人的雨帽，管家就在所有李家的雨帽内侧，写上“李宅”两个字。

有一次，李家派两个人到相邻广东省郁南县城采购货物。当二人进入郁南境内，经过一个森林茂密、偏僻的山坳时，突然跳出几个持枪大汉，抢过两人的包裹，其中一人头戴的雨帽被一大汉用枪挑起，丢在地上。突然，这个大汉看到帽上有“李宅”两字，拿起帽子就问：“哪里人？”已经吓得发抖的二人忙说：“苍梧料神村人。”“是那个打日本仔的李济深的人？”两人连忙点头。“算我们今天倒霉，兄弟们，走！”持枪大汉说完，丢下包裹，跳进山坳，很快就消失在密林深处。

二人办完事回到料神村，向主人家报告了此事。李家亲戚和村里人很快明白，李家虽然有钱有势，但从来不仗势欺人，还经常救济周边的贫民和路过的难民，处处与人方便。因此，附近的山贼对李家也礼让三分。

自此之后，李家亲戚和村里人外出，就前往李家借雨帽。每当遇到不讲理的人，见来人戴“李宅”的雨帽，也不敢蛮不讲理了。山贼、土匪见了也很少为难他们。

歇马树

2011年前，两广交界的桂东高速公路还没有开通，前往李济深故居旅游、参观，必须先从苍梧县城沿苍郁省际公路到达河步村，沿上小河边的乡村水泥路上行约6公里，才能到达料神村。从河步村前行1.2公里，有一个小山坳，山坳的路旁有一棵两人都不能合抱的大樟树，当地人称之谓“歇马树”，其名字的由来也与李济深先生有关。

据说，李济深先生每次从外地回乡，骑马经过这个地方，就会主动下马，把马拴在那棵树下，休息片刻后，再牵着马步行走过前面的村子。原来这个村叫子村，李济深先生的母亲就出生在这里，是该村吴展情的女儿，名叫吴桂英。李济深年幼时名叫锦江，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只能靠母亲支撑着这个家庭，含辛茹苦地抚育他们兄弟姐妹六人。正如李济深在《忆母》一文中所说，“吾母于哀痛之余，勉抑悲怀，教养子女，以至成立，盖无日不在困苦艰难中奋斗也。”此间，他们一家得到了舅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为了更好地管教与爱护锦江，母亲遂把他送到娘家子村，师从其舅父吴德初就读乡塾，吃住在其舅父家。吴德初是清代秀才，时在子村惠封学堂任教。该学堂设在该村的惠封庙的两侧，既是庙宇，又是学堂。当时，学堂四周绿树成荫，花草簇簇，惠封庙门前有一口大池塘，绿柳倒映，碧波荡漾。距庙不远处，便是上小河。李济深在这环境优雅的学堂，度过了难忘的两年启蒙时光。

李济深后来回忆自述，幼时，他克勤克俭，勤敏向学，“衣服每破必补，虽旧必洁。日间所读之书，夜必熟习背诵而后已”。他性情活泼好动，言谈不凡，爬树捣巢捉鸟，下河捉鱼摸虾，跑到庙堂里玩耍，时而有之。有一天下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跑到学堂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耍、做游戏。他与小伙伴们玩了一会，便独自遛进庙堂，踮起双脚，爬上神殿，抚摸菩萨的头、脸和胡须。最后，爬在一樽大盘古圣爷木像的后背，用两只小手揽着菩萨的颈部，自言自语地说：“菩萨菩萨，背背我吧，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在此时，吴德初先生进来了，一见此状，大吃一惊，大声斥道：“锦江，快给我滚下来！你太不像话了。”先生的大声怒斥，把外面玩耍的小同学全都引了回来，围在先生身后，一齐看着小锦江。只见锦江乖乖地从盘古圣爷的后背爬下来，在众目睽睽下站在殿堂默默无语。

放学后，先生把锦江独自留下，罚背书三篇，他背诵如流，一字不漏。此时，吴先生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对他语重心长地说：“锦江呀！你妈把你交给我，是让我管教好你，让你日后有出息，可是今天你为何做出那种有损神明的事呢？” 锦江略加思索，说道:“菩萨是大好人，不是天天有男男女女来拜祭，祈求保佑么？” 吴先生又说道：“那你就更不应该爬到菩萨身上去呀?” 锦江回答：“先生，我是想让菩萨保佑，把我背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地方。”吴先生听后，心想，锦江年纪小小，就有如此天真而远大的想法，实在难得。只好说：“以后不许再这样玩耍，读好书，长大后就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说到子村惠封庙，不得不说说这座庙的历史。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赐封剿灭番王立下汗马功劳的韦良睦为“御赐武状元”。因韦良睦家境贫寒，于是，朱元璋派地理大师给韦良睦四处寻找宅基地，建造韦家府。地理大师千里迢迢来到子村琵琶山，一看此乃宝地，就点给韦良睦作宅基地。但韦良睦此人正直忠厚，一心报国，他向朱元璋上奏：在此宝地敬立开天盘古圣爷神殿，让民众瞻仰，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朱元璋准奏，特封在该宝地建庙，故名“惠封庙”。清代地理大师雷友兰四处寻找回龙顾祖穴地，于1696年春来到惠封庙，留下了赞赏诗篇：“四耳岭顶起祖宗，二十四山龙随龙。金龙随弯顺水下，回龙顾祖是惠封。前屹文笔架峦峰，后有猛虎山相从。九曲潺流相环抱，左右旗鼓更威风。狮象鱼虾把水口，英雄将相靠此功。”惠封庙两侧还有教室，因而既是庙宇又是学堂。

1907年，李济深回家省亲时，特地重访惠封庙和惠封学堂，并以“名圣惠封”为冠，题诗一首：“名传四海天下扬，圣地神灵培精英。惠国惠民赐天福，封官封爵出将相。”惠封庙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年间重修，1958年“大跃进”被拆毁，1985年重建，2001年再次重修。如今，惠封庙仍是庙宇与学堂的合一，仍冠名“惠封学堂”。

自建庙以来，四邻村庄的学童都到惠封学堂求学，数百年来，惠封学堂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颇有出息的学子。当年李济深在惠封学堂读书的时间虽短，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李济深又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因此，他每次回料神老家，经过子村前的小山坳，就会主动下马，把马拴在这棵樟树，稍息片刻，再牵着马默默步行走过子村，以示对惠封庙和惠封学堂的敬意，对舅父吴德初先生的怀念。当地人一直把这棵樟树称为“歇马树”，把此事作为一段佳话流传了下去。

八角凉亭与汤山囚禁

1929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李济深被任命为广州编遣区主任。他把裁军看成是和平的曙光，期望实现真正的和平，使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年2月，正当李济深准备率领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生了一桩历史上称之为“湘案”的突发事件。当时桂系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北有白崇禧占据平津地区，南有黄绍竑占据广西。蒋介石觉得桂系对他构成了威胁，便处心积虑地想要消灭桂系。于是，蒋介石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以加强十八师的装备，对抗桂系，防止桂系南北贯通，形成一字长蛇阵，首尾呼应。但蒋偷运给鲁的军火被桂系截获，促使桂系先发制人， 2月19日，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及十八师师长职务，改任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同时由叶琪、夏威率部队进入湖南，进攻长沙，迫使鲁涤平部退至江西，湖南便为桂系所控制了。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湘案”成了蒋介石消灭桂系的借口，他一面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一面调动他的第一集团军，与鲁涤平配合，从南北两路对武汉实施合击。一时间战云密布，一触即发。3月12日，李济深为了和平解决冲突，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南京进行调停。 13日，李济深和蔡元培向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查办“湘案”情况，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并要求蒋介石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蒋当面答应，背地里却仍然调兵遣将加快战争准备。21日，再次开会时，李济深仍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指责蒋介石依然在调动军队。当晚，蒋介石借口李济深与桂系串通一气，以“伙同李、白分头发难，谋叛党国”的罪名，将其逮捕，囚禁于南京汤山。

据李济深副官龙飞群回忆：蒋介石是采用欺骗手段逮捕李济深的。21日上午，蒋介石派人送来请帖，邀请李济深参加当晚在蒋公馆举行的晚宴。下午，又打来三次电话催请。时间将到，李济深带上龙飞群和警卫人员前往蒋公馆赴宴。来到蒋公馆时，由蒋的工作人员作向导，先请龙飞群坐在外厅等侯，把李济深带入了内厅。接着，外厅突然进来两个军人，叫龙飞群把公事包交给他们，龙飞群说要亲自交给任潮本人，话还没有说完，两人便强行动手，迅速把龙飞群的手枪与公事包夺去。此时，在门外的随行警卫员，也被人缴械用汽车押走。李济深被捕后，随即被送往“汤山官员招待所”囚禁。几天后，在龙飞群一再要求下，被准许去汤山侍候李济深。李济深的警卫人员则被关押一星期后释放。26日，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名义，决定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本兼各职，对桂系下了《讨伐令》，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有部队“痛加讨伐“。随后，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

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家乡，李家人和家乡父老万分焦急，千方百计想办法去营救，打探消息，却杳无音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家人请来当地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在莲花塘的东南角建一座八角凉亭，就可风平浪静，化危为安。于是，李家人赶忙备料、放干塘水，择日动工。在清除莲花塘东南角的淤泥后，便着手建造八角凉亭。

再说，李济深被囚禁汤山后，他十多年来驰骋沙场却突然变得无所事事，每日除看书看报、临池写作，还以推敲棋谱打发日子。蒋介石曾向吴稚晖等四位国民党元老保证，以他的人格担保绝不会扣留李济深。李济深被囚，让吴稚晖颜面全失。于是，他立下遗嘱：若李济深一旦遭性命之虞，则愿以身殉而尽友谊。接着，吴稚晖就前往汤山与李济深同住，陪他下棋以解忧闷。

这段闲暇对于戎马倥偬、终日奔忙的李济深而言，实属难得，他开始思考救国之路到底该如何走？他痛悔三年前没有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跟随他在广州实行“清党”所造成的不堪后果。李济深乃作了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李济深一人独坐，“静敲”之“棋”，也正是他人生转变的大棋局。
据说，故居凉亭是在当年9月初建成，接着就传来了李济深获释的好消息。其实，当年8月，桂系已被蒋控制，被蒋收买的陈济棠在广东也站稳了脚跟，加上国内对李济深被囚禁的非议太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释放李济深。李济深才得以恢复了名义上的“自由”，从汤山搬到南京鼓楼二巷他的私宅中。

苍梧故居的莲花塘东南角从此多了一个八角凉亭；汤山被囚，更成为李济深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初步辨明了政治方向。从此，他从军界转入政界，开始全身心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

现在，故居的八角凉亭，依然完好地挺立在莲花塘的东南角。人们传说着凉亭故事，还有很多人赋诗缅怀李济深先生。故居工作人员精心选出四首诗，制成四块横幅，分别悬挂在八角凉亭上，供游人吟诵、缅怀。分别是：

大坡镇周泽棣的《桃园忆故人  缅怀李济深先生》：梦魂夜到先贤宅，缅辨伟人轨迹。爱国毕生肩责，晚年树高德。音容笑语如平日，掷地有力迸出，不倦诲人获亲炙，能不长追忆。

澳门马万祺的《颂任公》：少壮怀才志气雄，以身许国乐从戎。追随总理求民主，反对独裁促大同。决意南巡除敌寇，毅然北上树勋功。九州一统临终愿，万代传扬晚节风。

广东邓凯芳的《李济深故居感怀》：五山环抱景青幽，围屋炮楼胜迹留。历史波涛惊百越，英雄气概铸千秋。

广西诗词学会林诚安的《观李济深故居》：群山俯首拜苍龙，脉人料神皆杰雄。武可安邦文治国，享名八桂独登峰。

李济深写春联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护法”北伐中途夭折，李济深遵照孙中山继续留在粤军第一师的秘密指示，等待转机。1923年1月，李济深认为时机已成熟，率粤军第一师两个团和工兵营，在阵前起义，与孙中山委派的西路“讨贼军”并肩作战，痛击陈炯明叛军，连克肇庆、三水，收复广州后，李济深荣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

随后，李济深奉孙中山之命，收复江门，讨伐沈鸿英，平定了西江。7月19日，孙中山力排众议，破格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负责统筹处理西江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数十个县）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事宜。接着，李济深挥师溯西江而上，一举占领了广西重镇梧州。

1924年3月，李济深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此期间，李济深在肇庆创办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 ，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扶植黄绍竑、白崇禧和李宗仁等新桂系将领，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
 

1924年12月初，李济深受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与李血泪、李天和、何予淑等，筹备国民党梧州市党部。6日，李济深从广东返回梧州，正好遇上梧州市区发生大火。当时，北风怒号，火势迅速蔓延到北门内及河边之四坊街，大批兵痞、流氓趁火打劫，胡作非为，灾民呼天喊地。他立即偕黄绍竑亲自督队奔往火场，指挥抢救，维持治安。

灭火后，翌日清查，烧毁铺户约1500间，损失多达30万元。于是，李济深紧急筹款安民，电告广州国民政府赈济灾民，灾民不胜感激。此时，在李济深的帮助和支持下，李宗仁、黄绍竑分别就任孙中山大本营所委派的“广西绥靖督办”和“广西绥靖会办”职务，建立了广西革命政权。李济深为了尽快实现孙中山“桂人治桂”、统一广西的理想，他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研究、策划、部署全歼军阀沈鸿英残部的战略，并派出粤军第一师主力支援新桂系，参与剿灭沈鸿英部的作战。

一切布置完毕后，已是农历年末。李济深便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苍梧县料神村过春节，他吩咐家人拿来大红纸，端来砚台，磨好一壶香墨，想到很快就能实现孙中山“桂人治桂”、统一广西的理想，心情特别愉快，拎起大笔，写出一副春联：“一门孝悌传家业，万里江山入梦魂”。此时，李济深青云得志，衣锦还乡，这对联透露出当时他的愿望是满门忠孝、礼义传家。

1944年9月，李济深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从桂林返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在敌后与日寇周旋。时隔二十年后的腊月，李济深和董必武派来的一批民主文化人士，在故居准备一起过春节，他再一次挥笔疾书，写下春联：“心如老骥常千里，春入梅花又一年”。这时，任公已年近花甲，仍壮心不已。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他到处奔走疾呼，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李济深还请来当时疏散到贺县八步、昭平和料神村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到校给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1945年夏，李济深陪同著名学者梁漱溟视察该校，梁先生即席发表演讲，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学校还开设有童军训练课，学生们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精神焕发，奋发向上。

学校还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实践教育，每周设劳作课两课时，结合生物课实习，在校园种植瓜果蔬菜，呈现一派勃勃生机。这种学用结合的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延续，学校勤工俭学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苍梧中山中学，历史上有过辉煌，如今更加蓬勃向上。1981年，聘任李济深长子、华南农学院教授、副院长李沛文为该校名誉校长。1985年11月6日李济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学校举办了建校43周年纪念活动， 举行了任潮科学馆落成典礼仪式，李济深的儿子李沛瑶重题“苍梧中山中学”校名，朱学范亲笔题写“任潮科学馆”馆名，任潮科学馆楼高三层，建筑面积为420平方米，内设李济深先生纪念馆，以缅怀李济深先生这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题写“李济深先生纪念馆”馆名。

从联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2月，李济深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出任训练总监部总监，负责全国军事学校和国民的军事教育。不久，李济深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命令，奋起反抗，孤军与日寇搏斗，重创了日军。李济深闻讯后，即与冯玉祥、朱培德三人联名发表通电，赞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正当防卫，英勇抗敌，内申民气，外扬国威”。十九路军在坚守上海一个多月里，日寇未能前进一步，迫使其先后撤换三名主帅，不断增加兵力。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实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九路军与日寇顽强拚搏，伤亡惨重，最终被迫撤出上海。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威名远震，但却招来蒋介石的嫉恨。于是，蒋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是年5月，蒋介石又任命李济深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极度反感，加之看透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采取“一石二鸟”、消灭异己的险恶图谋，遂毅然辞去一切职务，离开南京前往香港，然后回到苍梧料神村老家。

在老家小住的日子，李济深经常出去访贫问苦，回来后或在凉亭里静坐沉思，或坐在议事厅，透过天井上空，看云逸鸟翔，月亮霞丹。之后，他开始奔走在家乡与香港之间的华南地区，设法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实力派及民主派人士，筹备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举起反蒋大旗。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来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了“福建事变”。在反蒋抗日旗帜下，此事变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第一次大团结，李济深发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确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路线，李济深也由此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但是，由于内外势力的夹击，历时53天的福建事变最终归于失败。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被迫流亡香港。
 

 李济深并没有因失败而气馁，反而愈挫愈坚。他继续奔走在家乡与香港之间的华南地区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请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宣侠父（共产党员），协助自己建立反蒋抗日组织。宣侠父提议把当时已有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改组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这样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李济深欣然采纳了宣侠父这个建议。此时，往来苍梧故居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胡兰畦、杨东莼、徐君虎、王亚樵、朱蕴山、吴迈、赖慧鹏、赖刚、李新俊等人，均为座上宾客。故居的议事厅，成为他们商讨筹建大同盟、召开重要会议的主要场所。

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被选为主席。后因港府暗中监视，被迫回到苍梧故居，在议事厅继续召开大同盟的重要会议。当年12月，大同盟先后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了“反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苍梧龙圩镇古凤村的十二窦石拱桥，在当年是进出两广的必经之处，路经这里，向前仰望，在一座当地人称之谓“望江咀”的山上，“抗日救国”四个大字赫然入目，不断提醒着每一个过往的路人，家国责任不可忘。如今，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抗日救国”四个大字仍依稀可见。这就是当年李济深带领梧州的学生军，用鹅卵石镶嵌出的“抗日救国”四个大字，每字宽13米，笔画宽2米，大气磅礴。

1936年1月，李济深代表大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团体，共同建立反蒋抗日的联合阵线。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另立一个政权机构，请李济深担任主席，共同反蒋。李济深离开家乡梧州来到南宁后，宣侠父把化名为林秀先的红军代表云广英介绍给李济深。云广英把当时中共党内《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向李济深作了通报：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更有利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把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

李济深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私怨，欣然接受了中共的主张，放弃了反蒋抗日方针，把逼蒋抗日作为大同盟此后的行动纲领。9月，在李济深努力下，加之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两广事变，双方达成六项条款，其中一条是“中央接纳李宗仁、白崇禧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中正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

“两广事变”平息后，李济深请云广英带去致毛泽东的信：“广西当局已同意贵党逼蒋抗日，不打内战的主张。今后，济深必当与贵党合作，努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并在军事行动方面与红军密切合作。” 云广英也把毛泽东的来信交给李济深，还捎来毛泽东的口讯：向参加福建事变的几位领导人问候。李济深百感交集，表示今后将与中共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合作到底，矢志不渝。随后，他回到了料神村老家。

在此期间，李济深劝说被派来与他联系的张威（共产党员）加入大同盟，由张威担任他的秘书工作。张威为了让李济深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改组大同盟的四点建议：（1）设法同中共取得联系；（2）与内地（上海）救国会密切合作；（3）设立海外部，加强对海外侨胞的宣传联络工作；（4）重新登记，对政治上的可疑的分子不予登记，以免特务混入破坏。对这几点建议，李济深接受了，并召集骨干分子宣侠父、梅龚彬等四人来料神村开会。会后，于当年11月中旬，李济深派张威去上海，设法与中共组织及救国会取得联系。张威于12月3日抵达上海，由于当时救国会七君子已被捕入狱，只会晤了吴敏同志，吴敏即随张威一同返回苍梧会见李济深。此后，李济深与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在家乡敌后抗日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日军进犯广西，桂林告急，广西危在旦夕。广西省政府迁往桂西山区，李济深批评党国要员未议守城就轻言撤退。他说，“蒋介石不要的土地，我们要，他不要的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胜利。”遂以病养为由，返回苍梧老家，决心留下与日寇周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1944年9月，李济深离开桂林返回家乡，途经贺县时，看望了疏散到那里的何香凝、柳亚子、欧阳予倩、梁漱溟等人，他们一起登上浮山，作了七绝《题浮山》一首：“临江江水去悠悠，却有浮山水上留；纵历洪涛千万别，依然砥柱障中流。” 满怀着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他还与在八步、昭平的爱国民主人士商讨了抗日救亡问题，推动他们尽快组织起来，坚持抗战。随后，李济深回到梧州。

李济深刚抵达梧州，日军已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他立刻返回家乡——苍梧县大坡的料神村，发动家乡各界人士，建立人民自卫自治动员委员会。派人与罗定的老部下蔡廷锴联络，决心以山高林密的铜镬大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游击区，与敌人周旋。这时，他全家除长子沛文随岭南大学农学院疏散粤北，长女筱梅留居美国，季弟达潮在粤西盐务管理局外，其他家庭成员均在乡下。胡希明、舒宗鎏、陈残云、曾昭森、李铁夫、黄庆云、黄婴宁等一批民主人士，都住在他家，他还派人到贺县八步、昭平接一些民主人士前来避难，并安置了一批进步人士到他创办的苍梧中山中学任教。李镇靖、云应霖、梁漱溟、李伯球、陈汝楫、陈芦荻、冯苏夫等人，都曾先后前来探望他，一时间，故居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李济深安排夫人周月卿和长媳李聘意负责接待工作。

11月10日，日军占领了梧州和苍梧县龙圩，离料神村仅20公里的路程。李济深命令李沛霖，迅速在大坡组织群众，成立抗日组织，仅数日之内，就成立了“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他又立即派人到贺县、昭平，与疏散在当地的爱国人士联系，组织昭平县自卫委员会。

当时华南地区的敌后抗日武装，有中共的东江纵队、粤中部队、珠江纵队、郁南县民众武装指挥部等组织，还有爱国人士张炎在雷州半岛建立的高雷人民抗日军，蔡廷锴、谭启秀领导的三罗民众武装抗日指挥部。同时，李济深派人与老部下蔡廷锴、张炎等将军联络，按周恩来派狄超白转达的指示：准备以李济深为中心，联络蔡廷锴、张炎等，在西南敌后与未沦陷区，建立半独立性的抗日民主政权。

李济深安排李铁夫、李沛金等人，负责利用收听记录有关抗战电讯，通过自办的油印小报《南报》刊登抗战消息，使当地民众及时了解前线消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日。《南报》派发到广西桂东南地区及广东郁南、罗定、云浮等地，犹如战斗檄文，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挥戈抗敌。他还支持身边的工作人员陈远图、黄桂荣、胡蔚萱、李筱菊等人，分别在圩场、村边出版抗日宣传墙报和编演反映抗日内容的采茶戏。这时苍梧南区的乡间，成了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日运动的大本营。是年12月，日寇派一个曾是李济深旧部的汉奸，去苍梧大坡乡李的家中作说客，劝李济深与日本“合作”，并说日本人愿将中南和华南地区交李管辖，遭到李济深严词拒绝。

1945年1月初，李济深率舒宗鎏、胡希明、李沛金、周洪蕃等随员十多人，起程南巡桂东南各县，串连抗日武装。他沿途慷慨陈词，发动民众抗日，到北流时，县城东门口街道两旁，站满了冒着严寒前来欢迎的学生、各界人士及当地民众。李济深看到这热烈的欢迎场面，有感而发，写下了《过北流》诗一首：“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诗句流露出李济深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他也从两旁父老的“凝眸”中，理解到自己身上承担的国家与民族安危的沉重责任。

在玉林时，李济深参加了杨家庄集会，作公开讲演，再一次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负祸国殃民罪责，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家乡，相信抗战最后必定胜利。他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建议广西全省应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并尊重民权，促进人民自治。他还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代表，共商建立粤桂边人民政府，以便有组织地领导抗战，得到了各界代表的支持，但因遭到当时玉林行署主任梁朝玑的强烈阻挠未能实现。梁还派出许多特务，监视李济深的行动。李济深便愤然离开玉林，经陆川前往广东茂名。
2月，李济深南巡途中，得知张炎被捕的消息，非常震惊。李济深打电报给蒋力保张炎；蔡延锴电告余汉谋转呈蒋介石，欲保释张炎；张发奎、张励设法疏通关系，争取释放张炎；共产党组织也设法营救张炎。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蒋介石下达密令：将张炎就地枪毙。3月22日，没经任何审判，玉林行署主任梁朝玑就杀害了张炎。得知张炎被害，李济深在悲愤无奈中，赋诗一首：烽烟四垒满山城，无限悲凉赶茂名。莫怪连朝风雨急，代人倾泻不平声。

李济深前往广东茂名，原本是为了去联络张炎，共同抗击日寇。此时，他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广东高州折道，经信宜，前往老部下蔡廷锴的家乡广东罗定，得到了热情款待。在罗定期间，蒋介石为了控制李济深的活动，写了亲笔信通过熊式辉，派彭泽湘带到罗定县，催李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李济深当即给蒋回电说：“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的。”蒋接电后非常生气，就派特务到苍梧行刺李济深，未逞。

此时，中共代表李嘉人将周恩来给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来电的内容，向李济深作了转述：中共拟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主力部队，联合两广的各爱国抗日武装，成立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李济深听了以后，大为振奋，决心大干一场。此时，蔡廷锴、谭启秀等人已与中共合作，成立了三罗（罗定、郁南、云浮三县）抗日民众武装指挥部，李济深与蔡廷锴等讨论了开展敌后抗战问题。同时，李济深在罗定收编了一支由二三百人组成的盐警队，作为军事参议院的警卫队，后带回苍梧，驻扎在广平圩。3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东江纵队的代表李嘉人，在罗定再次会见了李济深，与李商谈了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后东江纵队托人带给李济深10两黄金和1斤人参，补助他开展抗日活动的费用。

4月，李济深一行南巡结束，返回苍梧。在回返途中，他应邀前往郁南通门视察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受到热烈欢迎，并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发表坚持抗战、主张民主的演说，给当地军民很大的鼓舞。5月，李济深一行回到苍梧后，中共粤中部队派杨基到苍梧看望李济深，商谈了双方加强合作问题。李济深嘱杨基回到部队后，将他的近况发电报报告周恩来。随后，李济深派陈残云去广东罗浮山区，通过东江纵队与中共中央商讨下一步抗战行动，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骨干，请李济深任司令，准备反攻广州。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此计划未能实行。但李济深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态度却已十分鲜明。

关于李济深在家乡敌后抗日，还要说一说李济深和王烈生的故事。1944年8月，王烈生在苍梧石桥一带成立了东安地方抗日自卫第二大队，共有60多人参加，准备搞地方自治。1945年农历初二，王烈生领导的自卫队，不满当时苍梧县长罗绍徽的暴政，在苍梧六堡发动了雁田起义，亦称之谓“东安事件”。

事后，王烈生派王志坚向李济深汇报了东安事件的经过。李听了汇报后指出：“东安事件政府必派兵镇压，自卫队力量薄弱不要怕，发动全区群众对付之。”随后，李济深派了胡希明、林炳南两位代表协助王烈生的工作，并给王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内容多是激励人心的话语。同时，他还派人到桂东行署会见李新俊专员，希望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东安事件，但遭到李新俊的拒绝。

在强大的反动势力的镇压下，自卫队历时四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处境变得十分艰难。王烈生便派陈容去大坡，向李济深请示对策。李济深指示他：“忍受屈辱投降，争取保存实力，领导和骨干力争保全。”于是，王烈生就地解散自卫队，他与袁岳继续开展活动。

1946年底，两人到达香港。次年夏，在香港与李济深取得了联系。李济深勉励两人不怕困难，保持革命信心和勇气。然后，分别安排两人参加培训，以便提高两人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游击战略战术和组织纪律。1948年春，李济深任命王烈生为桂东游击支队司令，以雁田起义的武装为基础，向桂东地区和平乐县发展。后来，两人先后回到内地，遵照李济深的指示开展工作。

1949年4月，王烈生为了贯彻中共华南分局和民革中央意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统一指挥，把“桂东游击支队”改名为“桂东人民解放义勇总队”。解放后，王烈生曾任广东省封开县副县长。

救援美国飞虎队员
 

1944年10月，李济深先生在家乡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抗日。一天下午，苍梧大坡寨村上空，突然轰隆隆一声巨响，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寨村村民们先是惊诧，忽然似乎明白了什么，便一起往浓烟滚滚的山坳跑去。在山坳里，一架飞机正熊熊燃烧。在不远的山坡上，还站着一个身材魁梧、黄头发、蓝眼睛、钩鼻子的外国人。好奇的村民围了上去，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这个外国人见村民没有恶意，才微笑着坐下来，挥手指指正在焚烧的飞机，又指指受伤的脚，嘴里叽叽咕咕不停地说着什么。突然，这个外国人好像想起什么，转过身来，背对村民，友善地嘿嘿微笑。有个识字的村民认出，在这个人穿的黑色皮衣上有四行中文字：“美国盟军，来华助战，中华国人，人人爱护”，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蒋中正”。大家这时才明白，这是来打日本鬼子的外国人。这个识字的村民提议，把这个外国人送到“大屋”去吧，“大屋”的人可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于是，几个年轻小伙子一齐走上前，搀扶着这个外国人向料神村走去。

村民所说的“大屋”，指的就是现在的李济深故居，因为房子宏大宽敞，当地人都称之 “大屋”。正在外面组织抗日武装的李济深，听说家里送来了一个金发外国人，心里立刻明白，这是一个美国飞行员。于是，李济深飞马赶回料神村。原来，这位名叫艾伦?普马的美国飞虎队员，是飞虎十四航空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他驾驶的p-51飞机在广东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他试图飞回昆明基地，然而仅飞了100英里就失去控制，滑翔到这里，眼看飞机就要爆炸，不得不弃机跳伞。不幸中的万幸，他着陆在梧州以西没有日军的山里，友善的寨村村民又将他送到李济深家里。

李济深要求大家严密封锁消息，马上派人为他包扎伤口，安排好膳食，当晚又把他转移到更为隐蔽的地方。接着，利用家里的发报机与重庆联系，再通过重庆与美国盟军总部联系，尽快把美国飞行员送走。

李沛金先生在《我的父亲李济深》这本传记中描述：艾伦?普马送到他家后，他当翻译。这位艾伦?普马中尉非常惊奇，在深山老林中居然有一个能说英语的中国少年。父亲穿着便服，他感谢普马中尉来华抗战，并保证尽快把他送回昆明的基地。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有一名美军飞行员在附近被击落，又被送到李家。为了防止日本人得到消息来抢人，尽快将两名美国飞行员送走，母亲用黑布为他们各做了一套宽大的中国衣裳，父亲制订了周密的计划，避开鬼子占领区，派一名自己的亲信护送，先把这两位美军飞行员送到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南宁，之后，就会有飞机接走。一个月之后，我们高兴地知道，他们已安全抵达昆明了。

李沛金在书中还提到：1995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的达斯汀，将这段往事告诉了盖洛德?霍尔先生时，他说以前在十四飞行队干过，他帮我找到了艾伦?普马的电话。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非常惊讶，他竟在与50年前在中国南方深山老林中遇到的会说英语的小青年通话！

拒绝卖国求荣

1943年9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撤销。同年12月底,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目的是使李济深返回重庆，受其控制。蒋介石多次来电催促李济深前往重庆履职，还派其子蒋经国前往劝说，李济深婉言拒绝前往重庆，他坚持继续留在桂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此期间，李济深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名誉会长的名义，给予了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倡议者大力的支持。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艺术馆正式开幕，田汉在开幕式上回顾了抗战以来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是年6月，日寇进犯长沙，衡阳告急，李济深响应中共提出的“保卫大西南”口号，组织长老团，参与田汉等人组织的“国旗献金大游行”，上街募捐，慰问正在衡阳抗战的国民党将士及中共的八路军。接着，他又组织成立“桂林文化抗日工作协会”，大力支持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李济深亲眼目睹国民党在豫、鄂、湘战场溃败千里，大片国土丧失，人民遭受日寇蹂躏，心痛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决心留在敌后，与敌人周旋。蒋介石不要土地，我们要；他不要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直到胜利。”桂林告急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通过口信转告李济深，希望他回乡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并派胡希明配合行动。李济深本来就认为军事不胜，在于没有发动民众，并且有回到桂东南武装民众抗日的想法，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正好与他的想法吻合。于是，在桂林沦陷前夕，李济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苍梧老家，开始着手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由于料神村离梧州市区30多公里，从梧州到大坡要沿浔江上行十多公里的水路，然后还要向西南走2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若没有人带路，外面的人就很难从梧州找到料神村。所以李济深觉得住在老家相对安全些，万一有陌生人到来，警卫人员也会提前得知。但是，梧州不久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很快就知道李济深就在故居周边活动，这些日本人很清楚李济深在华南一带有很高的地位，也清楚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嫌隙。日本人想让李济深当中南乃至华南伪政府的首脑。

于是，驻梧日寇派出汉奸肖松云，由李族侄李沛清之妾黄凌影引介，来到料神村住了下来，探听虚实，企图拉拢李济深与日本人合作。肖松云原来曾在李济深手下做过事，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此时，考虑到安全的原因和组织敌后武装抗日的需要，李济深已搬到铜镬大山，在当地新村开明人士周意文的精心安排下，李济深住进了牛训（地名）山冲的一间隐蔽的茅屋里。

铜镬大山分属广西苍梧县和广东郁南县管辖，也就是两广的界山。此山巍峨高峻，主体宽十多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相传仙人沉铜镬于厂上峡（地名），得名铜镬潭，山因潭得名，有较大山峰26个，主峰鸡心顶，海拔750多米。

李济深为了不泄露其住所，便约在故居附近一个叫龙尾岗的地方见面。是日，肖松云从料神村乘竹轿前去，来到龙尾岗禾房时，见四周放哨、警卫森严。肖见到李济深后，便把日本人写给李济深的信交给了他，并说如愿与日本人合作，除了给一大笔金钱之外，日方还许诺以中南或华南大片土地归李济深管辖。李济深听后大骂这个汉奸，义正词严斥责其卖身投敌的卑鄙行径。肖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李济深钟爱莲花

李济深钟爱莲花，故居的灰塑上有莲花图，故居的莲花塘里栽满莲花，全国最早的梧州中山纪念堂前，原建有一个莲花池，在他创办的苍梧中山中学校园内，也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莲花塘。

李济深钟爱莲花，与他信仰佛教有很大关系。在佛教里，莲花是崇高、圣洁、吉祥、平安、素雅、光明、贞静和再生、纯洁、免受轮回之苦的象征，佛教以莲花比喻美好圣洁的事物，以莲花代表美好理想的化身，尊为“圣花”。
李济深与佛教界的联系非常密切。1933年11月，李济深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宣布反蒋抗日时，就与虚云大师交往密切。虚云大师（1840-1959），住世120年，一生历经五帝四朝，坐拥十五道场，中兴六大祖庭，兼承五宗禅门，被誉为“中国近代禅宗泰斗”，他历经民族危亡，万般周旋、苦心劝戒；他曾陪慈禧、光绪西逃；平息西藏边疆叛乱；责备戴笠作恶，忠告军阀行善，他奋志支持抗日，救济饥民，所行善举，蜚声中外。

1934年，广东省政府及皈依弟子李汉魂恳请虚云大师，前去广东六祖慧能之道场——南华禅寺。1942年11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迎请虚云大师到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会，超度阵亡将士，抚慰民众。虚云大师应邀前往，特意绕道桂林，与自己的弟子李济深相见。1943年12月，103岁的虚云大师在李济深、李汉魂等护法弟子护送下，移锡云门禅寺，为保护好六祖菩萨、憨山菩萨、丹田菩萨三位菩萨真身，将其秘密运至云门寺，亲自日夜守护。三位菩萨的真身最终躲过了日寇的洗劫。1953年，南华禅寺传戒，虚云大师才安排佛源等弟子，用轿子将三位菩萨真身运回南华寺。

1949年夏，广东解放指日可待。虚云大师在香港弘法，他对劝阻他返回内地的人说：我还是要回去，人民政府那一边，我还有几个朋友，有几个护法。万一我能说得上话，至少也能对佛教发挥点作用吧。大师毅然返回大陆。1951年春，112岁的虚云大师拟在云门禅寺院传戒，各地闻讯求戒者纷至沓来。

1952年4月27日，为了带领佛教大众拥护中央人民政权，113岁高龄的虚云大师接受中央邀请，携弟子佛源、觉民，起程北上，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临行前，虚云大师自书一谒：“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1952年11月4日，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汉、藏、蒙、傣等各民族派出了佛教徒代表参加，虚云大师被推举为第一发起人。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虚云大师被礼请为名誉会长。

李济深身居要职，又是虚云大师的知音，成为了大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最高领导人沟通的最好桥梁。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逝世。得知李济深去世的消息，120岁的虚云大师哀叹道：“任潮，你怎么先走，我也要去了。”1959年10月13日，虚云大师功德圆满，进入涅磐寂静。

李济深与龙飞群
   

 在李济深苍梧故居，进入主楼南门内的南横厅，在该厅东面的第一间房，就是龙飞群副官卧室。前往故居参观，经常有人问：龙飞群是谁呀？为什么他在这里有一个卧室？讲解员也仅能介绍说，龙飞群是李济深先生身边的副官。
1900年11月14日，龙飞群出生于广西苍梧县新地镇，该镇与李济深先生老家大坡镇相邻。龙飞群11岁时开始边读小学边务农，16岁小学毕业后，就在家中务农并做白糖糕小生意。1921年李济深从北平陆军大学回乡探亲，途经广州时，会见了挚友、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将军，被邓铿留在第一师任副官长，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李济深在广州停留了几天后，就回到了料神村老家。

期间，一位李家亲戚带上龙飞群，来到李济深的老家料神村，初次见到了李济深，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龙飞群返回家后，产生了追随李济深先生从军的强烈愿望。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位朋友，请他转告李先生，李济深很高兴，探亲结束前往广州时，就把龙飞群也带了去。从此，１９岁的龙飞群就一直跟随在李济深的身边，从当勤务兵、卫士、上校副官，直到李济深先生逝世。龙飞群跟随在李济深先生身边工作整整40年。

李济深先生担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任西江督办及梧州善后处处长，龙飞群在李济深身边当勤务兵及卫士。后来，李济深先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龙飞群在李济深身边担任少尉副官。期间，为了提高龙飞群的军事、政治水平，李济深把他派送到广东军事厅干部教导队学习一年。学习结束后，他重新回到李济深身边工作，并被升为中尉副官。1927年底， 南京国民党中央任命李济深先生为第八路总指挥时，龙飞群也被提拔为上尉副官。

1929年2月，“湘案”发生后，蒋介石借此事件发动讨桂战争，达到消灭异已的目的。蒋以开会为名，请李济深前往南京与蔡元培等人查处该案，然后派吴稚晖前往广州迎接李济深北上调处蒋桂矛盾，并承诺不会限制李济深的人身自由。李济深先生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带上龙飞群等人，前往南京调停。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通过欺骗的手段将李济深和龙飞群等人逮捕了，李济深被单独囚禁于南京汤山。后来，在龙飞群一再要求下，他被准许到汤山，陪伴在李济深的身边，给了李将军很大的安慰。再后来，蒋介石迫于各界的压力，于当年7月31日，将李济深从汤山放回南京鼓楼李的家中软禁。1931年10月19日，李济深重获自由后，龙飞群陪伴李济深先生随即离开南京，经上海、香港赴广州，随后又回到老家料神村。

其后，龙飞群一直跟随在李济深的身边，协助李济深开展反蒋抗日等秘密工作。1932年5 月，李济深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毅然离职前往香港，公开举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1934年1月中旬，福建事变失败，龙飞群陪伴李济深等人出走香港。期间，他们多次往返于香港和老家料神村，在中共派来的宣侠父同志的帮助下，着手筹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龙飞群作为李济深的随从副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济深响应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职务。龙飞群也被提拔为上尉副官，他跟随李济深投入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中。1939年3月，李济深先生任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副主任时，龙飞群升为少校副官；1940年6月李济深先生任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时，安置了一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秘密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已升为中校副官的龙飞群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1943年底，蒋介石撤销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前，龙飞群被提拔为上校副官。1944年，广西桂林沦陷。李济深先生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回到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开展敌后抗日，千方百计与中共密切联系，商讨联合的抗日行动，龙飞群始终跟随李济深先生身边，为李先生排忧解难，共同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6年4月，蔡廷锴、李达章等人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先生被推选为中央理事会主席。是年7月，李济深前往庐山与蒋会谈，规劝蒋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无果而归。

鉴于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李济深为筹集反蒋活动经费，以约20万港币把其南京的房子典出。是年底，在宋庆龄支持下，李济深携龙飞群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与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会合，在香港联络各民主派和爱国人士，进行公开反蒋活动。

1948年秋，李济深先生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困境，就委派龙飞群和周霟蕃等人，前往湖南省涞阳华兴煤矿公司联合办矿。龙飞群来到煤矿公司后，发现劳工严重不足，经请示获同意后，就回老家广西苍梧县招收劳工。是年底，龙飞群从湖南回乡途经梧州时，被蒋介石的专员欧仰曦以“李济深派来反蒋分子”的罪名扣押，囚禁于梧州北山自来水厂监狱。

李济深先生得知龙飞群入狱消息，万分焦急，命其兄长李少轩不惜代价设法营救。龙飞群入狱半年后，李济深先生已秘密离开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李济深先生仍不断写信给梧州当地的友人，设法营救龙飞群出狱。他还直接致函欧仰曦，说明利害关系，叫他放人，要他确保龙飞群的人身安全。

1949年11月25日梧州解放。龙飞群终于获释，此时他的身体虚弱不堪、四肢浮肿，几乎不能走动，只好回家治疗休养。1951年，土地改革开始，龙飞群身体刚刚康复，就投入了土改工作。李济深先生在北京得知龙飞群获释的消息，马上叫周泽甫写信，请龙飞群回他身边工作。在李济深先生不断来信来电催促下，龙飞群于1952年前往北京。龙飞群来到北京后，在李济深公馆担任管理主任。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先生因病逝世，龙飞群负责处理了李家的一切事务。

1960年，组织考虑到龙飞群来自南方，年过花甲，语言沟通、生活习惯上与北方有比较大的差异，回到南方对他生活和工作会更有利。于是，把他从北京调回广州市政协工作，后调到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助理员、研究员，于1995年12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李济深先生的第五个儿子）发来唁电：

惊闻龙飞哥仙逝深为哀悼。龙飞哥自幼跟随李济深先生鞍前马后、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但又是有意义的一生。龙飞哥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特此致唁。请家属节哀自重。

龙飞群跟随李济深先生40年，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安葬在广州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