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初，我因病住进了梧州市工人医院。两天后，卢迦叔叔也因病住进了医院，与我同住在一个病区。

当我看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卢迦叔叔的老朋友来病房看望他的时侯，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晚上，等探病的人离开后，我走进了他的病房。还没等我开口，叔叔就抢着对我说：“方平告诉我，你生重病住院，我一直都很牵挂。陆欣女，你还很年轻，一定要振作精神，与疾病作斗争。”

卢叔叔一边说话的时侯，一边用手顶着剧烈疼痛的肝部，苍白的脸上大汗淋漓,我知道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还是关心着我的病情。叔叔自从1996年得了肝癌在广西自治区肿瘤医院做过介入治疗后，我和他的女儿卢方平一直很担心。看到叔叔此时的状况，我心里其实很明白，叔叔快撑不住了。

他额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往下流，我的泪珠也一滴一滴的往下淌。

一

卢叔叔为了安慰我，给我讲了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与你母亲是桂林高中的同学，你母亲很聪明，是当时桂林高中少有的高材生，每科学习成绩都是全优的。解放前，在桂林高中读书的女学生很少，像你母亲这么刻苦学习的女学生更少。很多男同学经常向你母亲请教，她总是很耐心地给同学们补课。你母亲一生从事老师的职业，从教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你母亲很坚强，“文革”中，一生清白的她被带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你们一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你母亲为了你们几兄妹，强忍着悲痛坚强地活下来。你母亲一辈子无怨无悔地坚守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为我有这样一位有才学、好品德的校友感到骄傲。

叔叔还对我说：你的父亲做人很宽容，很有大家风范。

他给我讲述了一件让我也很难接受的往事：1984年，广西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工作，我是梧州市“处遗办”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你父亲所在的学校有一批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老师们联名写信给市“处遗办”，要求追究当年对老师进行“打、砸、抢”学生的法律责任。当年对老师进行打砸抢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北京工作，老师们联名向他所在的单位反映了他的情况。北京派工作组来梧州了解情况时，老师们难以抑制、声泪俱下，一一摆列出他当年如何指挥红卫兵毒打老师，迫害老师的。你父亲在“文革”中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全家人被赶出学校，流落街头。学校的老师中，你父亲吃的苦是最多的。可谁也没有想到，当北京工作组分头听取老师们如何处理当事人的意见时，你父亲却说：当年这些学生做坏事是受人指使的，而且大部分学生还没有到成年人的年龄，处理这些学生要慎重；我年轻时就被错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委屈受苦长达30多年；我真的不想我的学生重走我们这一代人的老路，只要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今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会原谅他们的。

叔叔继续说：陆欣女，你知道吗？你父亲对这些有罪学生的宽容，让很多当时人无法理解，老师们背后一直在痛骂你父亲，听说还有几位老师为此事动手打过你父亲。

我知叔叔对父母亲评价的用意，他是让我记住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学会如何面对社会，学会如何宽容待人。其实，我父母所经历的“忍辱负重”，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在特殊的“极左”时期中的生活写照；而“宽容待人”，更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人性的升华。

二

医生来巡夜查病房了，叮嘱我们早点休息。可医生刚走，叔叔又给我“聊天”了。他说：也许你和方平的家庭经历很相似，从小你们俩就像形影不离的亲姐妹，我和赵老师也一直把你和方平一样当女儿。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很揪心的。一是你挨饿的事。1968年秋学校刚刚“复课闹革命”，你和方平每天总是一同返校，一同回家。有一天，方平告诉我们，说你一个人在家里经常是揭不开锅的，没有饭吃，有时还到市场里捡菜叶充饥。赵老师当时听了都流眼泪。我陪着赵老师到南中市场买了田鸡和黄豆，赵老师回家后马上一边做饭，一边做田鸡焖黄豆，然后把田鸡焖黄豆和饭放在一个饭盒里。我让方平赶快给你送去。往后，只要有好吃的，我总叫赵老师留给你。

第二件就是你因“家庭连累”不能升高中读书的事。1969年11月的一天，你和方平高兴地告诉我，我们俩都得到了读高中录取通知书。可没几天，方平回家哭着告诉我，你爸爸单位（陆老师工作所在的梧州市二中）开出的条件是，如果陆欣想读高中，她的父亲就要被“送”回容县农村“监督劳动”。而你宁可把自己当“人质”，让父亲留下，自己一个人到钟山县农村插队。你和方平两个好朋友要分开了。记得那时政府曾出台了一份文件，其中有一条政策是，凡初中毕业生年龄不到十六岁的不用下乡插队，可以直接升高中。可这条明文规定对你这个刚满十五岁的初中生来说，却无法生效，这对你确实是太不公平了。你小小年纪就到钟山县下乡插队，我和赵老师都很揪心，一直牵挂着你。

你和方平在该读书的时候，因为受我们这些父辈的牵连没能读上大学，你初中毕业下乡插队当农民，方平高中毕业后到生产师当割橡胶工人。但你们参加工作后，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在本职工作中都干得很出色。看到你和方平的成长，我们当父母的都感到很欣慰。

也许叔叔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才把多年来曾压在心中的往事告诉我这个苦命的女儿。

三

护士走进了病房下了“逐客令”。我刚走出病房，经过医生办公室的时侯，医生正在向俩位市领导讲起卢叔叔的病情。这位医生说，卢迦同志的病情已经很危险，组织上和家属都要有心理准备。

我头重脚轻地走回病房，一头倒在病床上，我拉着被子盖在脸上放声大哭，不愿意别人听到我的哭声。那天晚上，我根本无法入睡，“文革”十年悲痛的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1968年秋，我和卢方平一同回到梧州市三中“复课闹革命”，我们刚走进学校的大门，只见位于校门内左侧，原市百货站（因洪水影响临时搬到市三中）的门口贴有一张“打倒反党分子卢迦”的大字报，方平看见后捂面痛哭。我对方平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妈。我们走进三中学校的厕所，只见我妈胸前挂着一块写有“右派分子老婆何凤英”的木牌，正在打扫厕所的卫生。正因为我与方平在“文革”中同被列入“黑九类”的子女，也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经历，这种特殊的患难之交使我与方平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姐妹，回校和返家都“出双入对”，卢叔叔和赵老师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亲闺女。

到1969年春，学校又继续“复课闹革命”，我与方平又一同走进学校的大门。“文革”初期的那三年，我和方平的两家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方平一家六口人的生命总算保住了，而我一家六口人只保住五口人的生命。我大姐姐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我一家人被赶出了学校（梧州市二中）宿舍，靠借别人一间6平方米的小黑房栖身，才避免了流落街头。

“文革”后期，我家成了支离破碎的家。父亲在学校被“管制劳动”，不能回家;母亲从市区学校被调往郊区学校，有时两个星期没能回家;大哥被“造反派”送进了牢狱，二姐到了钟山县插队当农民，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母亲说我快十五岁了，父母亲不在家，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母亲留给我不到十元钱的伙食费，可我好几次去看望父亲的时候，总是看到父亲被打得血淋淋的身躯，我从伙食费中挤出钱来为父亲买卫生消毒用品，帮助父亲清擦反复受伤的伤口;我到监狱去看望大哥，大哥也有伤在身，让我多送些“中华铁打丸”给他吃，总算保住了生命。我给父亲、大哥送去救命药后，母亲留给我的伙食费已所剩无几，每天只能保住一顿饭。我只好傍晚到菜市场捡菜叶充饥。

方平终于有一天发现我中午没有饭吃，她对我说，你生活上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父母亲。其实，我不想让母亲知道父亲和大哥现时的悲惨遭遇，让母亲担惊受怕，更何况我从小就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自己克服困难的习惯。方平想帮助我度过眼前的难关，她把我的境况告诉了她的父母。想不到我苦难的遭遇竟成了卢叔叔放心不下的揪心事。

当我手捧着卢叔叔和赵老师送来的热饭热菜时，我呜呜地哭了，止不住的热泪顺着脸庞滴落在饭盒上。

记得1969年初冬，下乡插队前的那个晚上，我孤独一人与病倒在床上的父亲和卢叔叔告别。父亲说：解放前，我从中山大学毕业时本可以留校工作，可是想到了容县老家很需要老师，就毫不犹豫地回到老家去当老师。解放后，梧州急需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师资充实到教师队伍，组织上才把我从容县调来梧州。没想到如今，用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做“人质”换一个年己半百的老头下乡，天都没有公理。

卢叔叔和赵老师说，你才刚满15岁就要一个人下乡，今后的路还很漫长，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心里要有思想准备，你今天替父下乡，很可能明天那些人又会把你父亲“送”回乡。

果然不出卢叔叔所料，我下乡后不久，父亲也被“送”回容县乡下“监督劳动”。此后的十年间，我很少见到父亲的面。我在农村最无助的时候，最想得到父爱的时候，卢叔叔代替了我的父亲给了我无尽的关怀。每次方平给我写信，卢叔叔让方平在信封里捎上20张邮票，让我常寄信回来，有困难告诉他们。我每次回梧州，卢叔叔和赵老师总是买来最好吃的饭菜让我吃个够，生怕我在农村里没吃饱。他们还对我在农村的生活问长问短。在卢叔叔的家庭里，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找到了缺失的父爱。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侯，得到的帮助是终生难忘的。在我人生最痛苦的十年中，卢叔叔给我这个不是孤儿、像是孤儿的关怀和帮助，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爱如山”的精神动力。“文革”的十年和下乡离家的十年，“父爱如山”的精神动力激励着我这个未成年人，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十八岁后我走进了成年人的行列，我学会了忍辱负重做人，学会了宽容待人做人，学会了做一个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

四

回想起“文革”十年极其悲痛的往事，回想起叔叔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整个晚上无法合眼，泪水沾湿了枕头。第二天，我的血小板急速往下滑。中午的时候，医生分别给我和卢叔叔下了病危通知书。那天晚上，我担心自己会离开人世，我让我的知心好友周亚仙、全楚娃、李雪莲在医院里陪着我度过了一个漫长夜晚。

第二天早上，我在广州的堂姐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快转院到广州治病也许能保住生命。将我急送广州抢救。我离开梧州工人医院的几天后，得到了卢迦叔叔病逝的噩耗。我躺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挥泪如雨，我望着西去的云朵,在心底里大声地呼唤着：爸爸，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