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日，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的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经历坎坷，面对时代的挑战始终坚定不移，追求不断进步；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济深丰富多彩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事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纪念。现摘其中几个片段，以之纪念。

李济深与梧州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曾名李济琛，广西梧州苍梧县料神村人，原国民党陆军上将，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历任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23--1924，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梧州善后督办和西江善后督办（办公地点设梧州市文化路1号原儿童游乐园），当时的善后督办是西江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这期间，李济深在梧州办了几件大事。

一是创办广西第一间兵工厂----梧州制弹厂。1923年，李济深指示当时主政梧州的黄绍竑动用部分税收，在梧州角咀建立制弹厂，生产各种弹药，修造各种军械，充实武器装备，增强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量。

二是创办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1924年，李济深深感教育之重要，决定在梧州风景秀丽的蝶山创办一所大学，并指示由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具体操办此事。经几年筹办，1928年，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在梧州正式开学。

三是建成广西最早、最具特色的商业街----骑楼城。1924年，李济深亲自过问，提出将梧州临街建筑参照广州式样，统一修建为商铺骑楼样式，建设骑楼商铺。梧州的骑楼商铺发展至今已达1平方公里，骑楼街道22条，总长度达7公里，已成为梧州一张城市名片和繁荣的商业中心。

四是筹建中山纪念堂----建成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后，李济深提议在北山建立中山纪念堂。为筹建中山纪念堂，李济深召开了三次会议并率先带头捐款。同时，在梧州善后处筹拨开建费，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30年10月建成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1996年，梧州中山纪念堂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件单位。

李济深与黄埔军校

1923年3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李济深任第一师师长。4月16日，桂系军阀沈鸿英在广东发动叛乱，李济深率第一师讨伐，7月收复梧州，平定西江地区。为统一广西，孙中山先生在西江地区建立了西江善后督办公署，李济深被任命为督办，当时孙中山先生还没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军校，李济深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执着的救国理念，以西江督办公署的名义在肇庆创办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为粤军各部和广东海防舰队培养军事干部。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借鉴了两次护法战争失败和陈炯明判乱的教训后，决心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自行训练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建立一支忠诚可靠的革命武装部队，于1月24日命名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然而，军校建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匮乏。当时，李济深深具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军事家非凡的战略眼光，深知办军校的意义重大，倾尽心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一方面借鉴“西江陆海军讲武堂”的办学经验，对创办黄埔军校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另一方面又从他的第一师提取了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子弹3万发交给军校，使筹备工作顺利开展。在解决军校干部奇缺的问题上，李济深更是慷慨相助，把自己身边的骨干邓演达、陈诚、钱大钧等人委派去担任军校教练、教官，为军校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又从“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输送了大批人员去担任学生队班长，使黄埔军校教学工作有序展开，只要是军校所需要的，李济深都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给予支持。经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李济深先生被任命为军校教练部主任，1926年5月，任军校副校长。黄埔军校开学后，孙中山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做了支持，谢谢你！”。

黄埔军校人才辈出，黄埔师生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有近4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有一半曾在黄埔军校求学或任教。叶剑英元帅、聂荣臻元帅、陈毅元帅、陈奇涵上将、袁也烈少将都曾任黄埔教官，周恩来总理曾任政治部主任，培养了徐向前元帅、陈赓大将等32位开国将帅和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军事人才。

李济深是1913年陆军大学第三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21年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后任师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其部下有独立团团长叶挺。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上将、中将的陈铭枢、陈济棠、陈诚、张发奎、邓演达、蒋光鼐、薛岳、蔡廷锴、余汉谋、钱大钧、戴戟、邓世增等。所以后人曾撰联曰：“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

李济深与黄埔军校的关系更延续至今，现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林上元（2014年专赴梧州拜谒李济深故居）其外公是张难先，张难先是李济深的莫逆之交。1923年，李济深是梧州善后督办，李济深请张难先任梧州督办行署的秘书长。李济深同时兼任第一师师长，工作繁忙，因此李济深不在梧州时，张难先对梧州的一切事务可以代拆代行。张难先是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他站在毛主席身后，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庄严一刻。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省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李济深与新桂系

广西历史上曾出现两个军事集团，其一是1912年至1924年投靠北洋军政府的“旧桂系”陆荣廷军事集团，其二是1925年—1930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军事集团（初期）；1931年—1949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新桂系”军事集团（中后期）。

“新桂系”从1925年崛起，至1930年的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与李济深先生的大力扶植、支持是分不开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都曾在陆荣廷的军事集团中任过下级军官。1921年孙中山命粤军援桂讨伐陆荣廷，陆失败时，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分别在玉林、百色脱离陆荣廷集团，成为散兵游勇。1922年，李黄两人聚集了几千人的部队分驻在玉林、容县一带。1923年7月，黄绍竑带着1千人的部队，开拨到龙圩镇驻扎。在粤军第八师师长李济深的支援下，缴了驻梧州沈鸿英部冯葆初旅的械，占领了梧州。在李济深的促成下，由孙中山亲自任命李宗仁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至1925年春，在李济深的第一师武装支援下，李、黄、白仅以一万余人之众，分别消灭了陆荣廷分散在桂南、桂西残部两万余人，沈鸿英在桂东、桂北的两万余残敌。最后又击败了犯桂的滇军唐继尧约五万人，并驱逐出境，从而统一广西。至此，“新桂系”军子集团初步形成，由于李济深与“新桂系”的关系。1929年蒋介石与“新桂系”产生矛盾后，继而发动了“蒋桂战争”。“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用计将李济深骗至南京，随即将李济深囚禁于汤山，并永远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解除李济深的一切职务（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总长，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负责两广党政军事宜。）,“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这是李济深三年汤山之囚写下的诗句。一位以身许国，叱咤风云的将军，突然变成无所事事，身处囹圄的囚徒，李济深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怒不可遏。“独坐静敲棋”，愤恨与失望之余，李济深痛定思痛，认识到仅凭军事是不能拯救中国的，在独裁政治面前，军事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他开始思考救国之路到底该怎么走？汤山之囚，成为李济深一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由军界转入政界，开始全身心地为中国政治民主奋斗。他举起三民主义的大旗，团结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蒋浪潮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蒋介石受形势所迫，才于1931年10月9日恢复了李济深的党籍和行动自由。

李济深与中山纪念堂

李济深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求索救国之道，曾穷尽书林，借鉴中西兴国之策。直到他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豁然开朗。1921年，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出任西江及梧州善后督办，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名将。在广西吸纳革命力量，扫平境内军阀，使两广成为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根据地。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协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中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孙中山的赞赏。在平叛两广，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广东革命政权立下不朽的政绩。而在叱咤风云的北伐战争中，他的军事生涯走向了光辉。孙中山说：“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李济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每每委以重任。李济深亦深感能在孙中山领导下施展救国救民的抱负而自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噩耗传来，正在梧州讨伐桂系军阀沈鸿英的李济深悲痛不已，提笔写下“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这是他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也是他为自己提出任务，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打倒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伟大任务。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统一的中国继续奋斗。1925年4月，在李济深倡议下，梧州各界决定筹建中山纪念堂，以纪念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建树的丰功伟绩。1926年初举行中山纪念堂奠基仪式。1928年破土动工。1930年10月建成，是全国最早建成的中山纪念堂。1996年梧州中山纪念堂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7年，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同时兼任广东省军事厅厅长，广东省政府主席，负责两广政党事宜。1927年5月，李济深倡议在孙中山任就任总统时的总统府原址建中山纪念堂，并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委会主席。他克服种种困难，多方筹资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师吕彦直亲自设计建造。于1929年1月15日举行奠基仪式。由李济深亲笔题写奠基石。1931年10月广州中山纪念堂落成。广州中山纪念堂现在成为我国著名古建筑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成为广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见证了广州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见证1945年9月16日，日本23军司令田中六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舞台上向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司令签署了投降书。

李济深与文化、艺术、佛教、围棋界

李济深是经文纬武的儒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酷爱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他的喜爱，不仅是个人的喜好，而且与强国、抗战、与统战工作紧密相连。融爱国主义思想与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一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人士从沦陷区云集桂林。李济深把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救国的重要力量。他说，“国家正在危难当中，我们总得坚持进步，以求能从文化衰弱时代逆流中把它拯救。”在他主政桂林办公厅时，他尊重保护文化人，大力支持各种文化活动，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后来更是倾尽全力保护大批共产党人及文化名人完全撤离桂林，其中有李克农、夏衍、田汉、张友渔、邹韬奋、梁漱溟、何香凝等。李济深与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油画家李铁夫等人相交莫逆。与徐悲鸿相交更深，在桂林沦陷前，他曾拨专款两万元作运费，将徐悲鸿藏在七星岩的数十箱书籍字画运到贵阳。使这批珍贵的字画免遭厄运。解放后，这些珍贵的字画遵照徐悲鸿的遗愿，全部捐献给国家，成为国家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物。此李济深功不可没。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参观徐悲鸿的遗作展览，看到一幅枇杷画，画上题写了：“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时深交怀李公”便问“李公是谁”后知是李济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知徐悲鸿爱吃枇杷，便派人送给徐悲鸿，又知此枇杷字画得李济深先生帮助抢救才得以保存，总理频频点头赞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新，李济深担任国家领导人。他把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祖国的文化建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建国初期，中国画颇不被重视，许多著名画家没有工作，生活非常窘迫。一些朋友就将这些情况反映给李济深，希望他能帮助解决这些画家的生活困难，扶持中国画的发展。李济深十分关注这件事情。有次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李济深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对毛主席说：国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是我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国粹，应该扶持中国画的发展，他建议，成立中国画院。毛主席十分赞同他的建议，特交周总理办理。1957年，中国画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后来，许多画家说：“李济深是国画界的大救星，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画院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画今天的繁荣。

棋艺是人类古老的文化艺术，伴随历朝历代的兴衰，走过艰辛的逆境，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1951年，围棋名家过旭初（曾著《围棋布子要则》，是聂卫平的老师。在1946年与李济深有一面之交。）请李济深支持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李济深立即写信给文化部长沈雁冰，向他介绍过旭初的情况，提出在北京成立棋艺研究社的建议。1952年，经周总理的批准，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李济深任名誉社长。创社初期，经费紧张，李济深慷慨解囊，用国家发给他的生活费支付棋社和工作人员的费用。棋社开展活动需要场所，李济深又写信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张友渔在桂林时，李济深曾帮助其安全撤离）请求帮助解决房屋问题。张友渔副市长马上将清末大臣张之洞总督的公馆批给棋社作场地。在李济深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的围棋事业有了进步和良好的发展。

李济深信仰佛教，因此和宗教界人士也相交甚深，成为著名高僧虚云法师，巨赞法师的好友。在他看来，搞好新中国的佛教事业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颓靡状况。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李济深与赵朴初，巨赞等人一致提议，为贯彻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纠正佛教界内的错误思想，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为反映全国佛教届各种情形，为团结全国佛教界力量，创办一个全国性佛教刊物。不久《现代佛学》杂志正式出版发刊。后来，他又积极协助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这两项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新中国的发展。

由于李济深与全国的文化、文艺、宗教等各界人士联系密切，所以，每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些人士都要到李济深的家中拜访。而李济深则会在家中设宴款待。1955年国庆，李济深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当文艺界，宗教界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时，毛主席笑呵呵地对李济深打趣道：“你的队伍到了！”李济深也笑着说：“这还是毛主席的队伍。”

1959年，李济深逝世后，其家属按其遗愿，将其收藏的字画、瓷器、古铜器、古墨砚、印章等910件文物捐献给广西博物馆。其中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何香凝等人赠的字画以及其它的古代名人题词画联，如文征明的字、王翠的画等，均可称得上是稀世珍品。而且这些名人字画都曾在梧州珠山博物馆展出过，作为梧州人，能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这些名人字画，确是一大幸事。

李济深与陈良佐

陈良佐，陆军中将，广西宾阳人，是广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德高望重的民革前辈，是现任梧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梧州市委会主委陈澄波之祖父。

陈良佐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运动、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曾任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及代理广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他坚决主张"国共联合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

1910年，陈良佐在广西讲武堂毕业，即被保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1911年毕业；1914年再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1916年毕业。李济深长陈良佐二岁，1909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大学三期）学习，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为一墙之隔，1913年，李济深毕业即留校任教至1921年，先生是陈良佐的挚友与师长。

陈良佐曾在陆荣廷的“旧桂系”内任武卫军高级参谋，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代主席，广西省民政厅厅长、代主席，国民政府总参谋部中将高级参谋，曾于1935年至1937年任梧州区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集梧州区的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

陈良佐在新旧桂系内曾任要职，但他对于挚友、学长、师长李济深的教导一直铭记。1936年7月，李济深受李宗仁、白崇禧之邀，从香港取道梧州赴南宁，在梧州停留期间，陈良佐登门请教。8月，李济深从南宁回梧州，蔡廷锴亦赴梧州，李济深、蔡廷锴、陈良佐碰头，共同商议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桂系与中共签订抗日救国协定，据说该信件由陈良佐执笔起草，后毛主席回信极力赞成信中的提议。

陈良佐在师长李济深的影响教导下，大力支持进步人士，推荐任用共产党人，保护他们免受打击和逮捕。特别是在陈良佐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期间，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为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专题演讲。

1944年，陈良佐时任广西省民政厅厅长，他不顾桂系内部的反对，大力支持保护大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何香凝、梁潄溟、千家驹、欧阳予倩等，给他们资助钱物，更全力支持由莫乃群担任主编的《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出版发行。1949年，更是追随李济深秘密赴香港加入由李济深等创办的民革，后遵照李济深的指示，回广西做好新桂系的策反工作。因而，1949年7月，陈良佐被白崇禧下令软禁在梧州的广西银行（现梧州市大中路交通银行），9月，陈良佐化装出走香港，脱离了白崇禧的魔掌。10月，应广州市市长叶剑英之邀，回广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12月，随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回南宁工作，任广西林业厅厅长。

陈良佐从一个新、旧桂系军事集团的高官，几经艰难曲折，走上了革命道路，参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都与师长李济深的引导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马叟知天命，谓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这是李济深十五岁时曾作的一首五言诗，表明李济深从小立志远大，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执着的救国理念，所以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能够不断调整方向，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从以上几个历史片断，我们可以看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政治财富。其中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与坚持合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两条最重要的经验。李济深先生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