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我在广东潖江兵工厂工作，当时日军飞机天天来袭。工厂停产，我便考入空军机校，主修发动机科。当时我们在广州东山飞机修理厂上实习课。那时广东空军的大部分年轻飞行员与技术人员，都是美国华侨子弟，回国参加抗战的，以广东四邑籍人士居多。我毕业后，被派往江西吉安，加入空军第三大队工作，后调驻湖北孝感。在保卫南京和武汉的战役中，我方打下了许多日军飞机。

后来由于战事失利，我们基地撤退到湖南衡阳，后又撤到桂林、柳州。当时我们空军正在青黄不接，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地勤人员已无事可做，我于是决定离职返家乡广西藤县，协助表兄创办糖厂，又与朋友合办农场，种植甘蔗。

我对家乡祖居的印象极为淡薄。1918年我出生在广西藤县留利乡（今平福乡）丹竹村。当我６岁时，父亲去世后不久，便随家迁居广州市，这次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乡。

1944年10月18日下午，四叔壮生通知我去留利乡一位乡亲的家，会见一位从天而降的美国飞行员。那飞行员自我介绍后，他是罗拔中尉（Lieutenant Robert Deveer）。他于17日下午１时许驾机俯冲轰炸日军占领的丹竹飞机场时，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坠落在我们乡间附近的松山上。当时我的堂侄韦祖彭及其他农民赶到，为他换上便衣，即带他离开着陆地区。四叔韦壮生（是当时藤县参议会常委），与我共商如何护送这美军飞行员返回基地。我以当时军情和地理形势分析，建议应向柳州方向走。经大家同意后，19日凌晨即动身踏上未卜之前途。

壮生四叔带领数位武装的乡民、祖彭和我，一齐护送那飞行员向蒙山、荔浦方向前进。越过崇山峻岭，步行三天才抵达荔浦。经四叔与当地政府联络，他们转知柳州机场美国十四航空队，派专车前来荔浦接我们。当晚我们住在荔浦旅店，会见数位英军服务团人员。我们也得知一些香港沦陷后的情况。翌日，四叔与四位武装乡民便返回家乡藤县了。

无巧不成书，原来派来接我们的那位官员，竟是我早年在空军受训时认识的林灿先生。他当时任中国空军广州东山飞机修理厂厂长。在广州沦陷后他已转到美国空军工作了。我们在惊喜之余，谈谈别后情况与战情，不觉已到达驻于柳州机场的十四航空队基地。那飞行员（Lieutenant Robert Deveer）与我们握别后，便返回美国了。

十四航空队留我和祖彭在招待所稍待数天，原因是重庆方面上级有计划派一些通讯、情报人员和我们一同回乡下山区，作搜集情报与侦察敌情的工作。可是等了数天后，日军已迫近桂林和南宁，更不幸的是我们返乡必经之路荔浦已被日军占领。柳州也开始吃紧。

在此危急关头，美国十四航空队发给我们两份证明文件，大约够维持数月生活费的钞票，同意送我们离开柳州，前往下列三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广西南宁，广东韶关、云南昆明。我认为南宁和韶关的命运将与柳州无异，便选择去云南昆明。因昆明是大后方，而且容易见到我们在空军的熟人。

11月9日柳州准备放弃，我们登上了最后撤退的军用运输机。当飞机升空后，下望机场四周房屋（包括我们曾住过的招待所）已经在熊熊火光中。这是中央政府的作战计划——焦土抗战。

当晚我们到达云南陆良机场。翌日，美国空军派车送我们两人到昆明市。从此我们便成为人地生疏、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了。我们找一家平价旅店安顿下来，然后天天在街上碰运气，希望能遇到我以前的空军同学，或者其他熟人。否则，必要时只有去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再次从军。

过了数天，我们在街上竟遇上一位过去在我们家乡相识的美国天主教神父（Father Damcey）。现在他是随军神父。当他听完我们陈述流浪昆明的故事后，通过陈纳德将军——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司令官的关系，介绍我们加入美陆军战略总部（O.S.S.）特种工作队受训。

1944年12月，日军进攻贵阳，在黔桂公路独山之役大败，退回广西河池。贵阳转危为安，从前在公路桥梁安置的炸药要全部拆回。这项工作由美军爆破队执行，我也由昆明被派去贵阳参加工作。当时天寒地冻，我们夜宿于山野之行军帐篷里，虽穿御寒冬装，仍会冷得发抖。我们唯有用钢盔之外层装酒精燃烧取暖。并向路过之西南运输公司货车司机借些酒精作燃料（当时汽油缺乏，运输车多用酒精作燃料的）。

那时，日军虽已败退，但在黔桂公路上仍有大批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难民群在步行，由柳州向贵阳逃生。从他们的服式发型，可以看出很多是来自港澳的同胞。有些甚至鞋已破烂，只用些棉布裹脚蹒跚而行。凄惨的场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我和祖彭经过数月训练后，于1945年3月间，被分派在柯肃甫上尉（Captain J.Alsop），和杜革斯中尉（Lieutenant A.Dukas）领导下工作。有一次，我们和奥浦兰迪上士（SergeantF.Oprandy）、开洛克上士（SergeantJ.Kellog）、布鲁斯下士（Corporal G.Bruce）分乘四架C-46运输机飞往湖南芷江。但因天气不佳，我们在芷江等候了十多天，才能继续飞往福建长汀。

在长汀找数部好货车并不容易，最后只选租到九部老爷车于3月31日离开长汀。经过四天在崎岖不平的公路奔驰，不停地修车，换轮胎。4月3日下午，我们这九部车的车队变成了六部车（有三部车已不能行驶了），终于安全到达广东兴宁县，闽粤赣边区总部边锋总队的营房。

这支队伍是从各部队挑选来的本地（说客家话）年青人，由美国陆军供应武器装备，一组人员负责指导训练和顾问等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术，在敌军占领区内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突击他们的营地，削弱他们战斗力，破坏他们的安宁。我们全体二百多人，经过短期紧密的训练，便进入潮汕、海陆丰的山区执行任务了。

记得那是1945年6月21日。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已丧失了海空控制能力。留在中国日军的后勤补给已捉襟见肘。在沦陷区边沿的地区，常有小股日军，到附近乡镇抢劫粮食。我们知道在陆丰屯埔乡驻有二百余日军，同时也常有其他日军于劫掠回程时以屯埔为中继站，在此休息及住宿。这天我们以四个中队的兵力，二百人突击他们的指挥部，一座建筑很牢固的大祠堂。当地的保安部队作为我们左右翼之掩护。我们计划于天亮前到达发动进攻，天亮时迅速退离。

我们的装备是美军的自动步枪、手提机枪、火箭筒和60mm的小迫击炮，火力十分猛烈，且士气旺盛，所以这一仗打得十分痛快！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有些士兵太逼近祠堂，而火箭炮之威力很强，从这边打去的火箭炮弹，将祠堂另一边的墙也打出一个大洞；很多日军便从那边的洞口冲出来，双方变成肉搏战。原来他们睡眠时除了腰间缚着一条白尿布外，全是裸体。看见日军那种狼狈情形，也令人可笑。

这场战斗的结果：日军死亡184人，伤80余人，军马死亡60多匹。我方阵亡16人，伤12人，失踪2人。

战后，为了公祭阵亡将士，我们布置祭台，采了各种花朵，拼成多个花环，放于那张在空地上临时设置的长祭台旁，祭台中央摆了一个香炉，一个大猪头和各式各样的包子糕饼水果等，大家向灵位三鞠躬后插在香炉上，然后敬花敬酒。最后，站在祭台后的一排持卡宾枪的战士们，向天鸣枪三次，向英雄们致敬。

我们的前进基地设在田美水村。有一次，我们有两个便装情报员，到一个小镇打探敌情。当他们走到镇外一个鱼塘边，准备入村的时候。看到一对约五六岁、姐弟似的小孩子，手牵着手唱着歌，十分快乐地村内迎面而来。行到他们面前时，姐姐用眼色和手势暗示，警告他们不要入村。我们的人立即转身离去。不到五分钟，一队日本兵从村内出来。这种情形使我们十分感动！虽在沦陷区内，爱国的百姓还是很多的！

6月28晚，我们的人员炸毁了陆丰县城日军俱乐部，日军死伤十余人，迫使他们迁去别处。

我们的行动多在夜间，敌人很难捉摸我们的行踪。有一次，在一个深夜无月的山区中，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双方都无伤亡。那晚我和黄副总队长同行，当前锋发生枪响，我们立刻分散俯伏。但是小路两旁全是水田。我们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深夜寒风格外刺骨。我和他坐在草地，以背贴背互相取暖，等待日出。

我们主要的补给品，包括美方人员的粮食，都是空投供给，有时或会在当地购买。一天在一个荒凉的山谷中，粮食刚好用完。幸得我们的勤务兵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只瘦鸡。我和阿肃甫上尉、奥浦兰迪上士、陈翻译四人，每人吃一口，聊胜于无。

8月初，我们奉命要用迫击炮去炸毁揭阳中学的日军军火库。为了能正确使用这门炮，美方特别指派奥浦兰迪上士（他是迫击炮专家）和我参加这个行动。

揭阳中学的后面是条小河。河对岸便是农村耕地，人烟稀少。我们计划将炮拆散，偷运入这个地区，然后等待适当时机，才开炮袭击。但是，揭阳驻有很多日军。我们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实在很大。我们计算，偷运装备即使成功，但炮声响后，破环了军火库，我们是否还能安全逃出这地区？实在无把握。况且，上士奥浦兰迪是个大个头的人物。怎样化妆恐怕亦难逃过别人的注意，最后，我唯有暗自祈祷，听天由命了！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立即停战。我们胜利了！全国欢天喜地！我们的队伍亦奉命停止活动，回师兴宁。

写于2011年

(整理者：梧州市政协文史委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