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林同志于2014年12月14日逝世，离我们远去了。获知这一噩耗时，我十分悲痛，不禁潸然泪下。

杰林同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在地下革命斗争时期，他直接领导我的工作。他教育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教导我如何开展工作，如何遵守秘密工作条例，提高警惕，在住处安上是否安全的标志。解放初期，他虽然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对我还是关怀备至，时加教导。1952年上他调南宁离开梧州，以后我每次到南宁时，都会到他的家里，谈谈我的思想和工作，聆听他的教诲。现在，数十年过去了，但他的高尚品德，他的教导，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杰林同志是广东东莞人，1939年（18岁）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为了加强广西党的力量，组织派他到广西工作。他先后在桂林、柳州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8月，省城工委派他到梧州，组建中共梧州市城工委，由他担任城工委书记。这对于他，可以说是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因为当时国民党面临全面溃败，但还作垂死挣扎，残酷镇压；而我们则是面临艰苦斗争，又要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可是，我们党员少，力量不足。当时由于形势紧张，恶劣，部分党员已不得不撤退，留下的党员，连城工委的领导在内，只有七个党员。城工委面临的形势是“时间紧，任务重，党员少”，但杰林同志却是不怕困难，不惧艰险，勇敢地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到梧州开展工作。

在以杰林同志为书记的城工委领导下，地下党迅速开展工作，壮大党的力量，同国民党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地下党的有力配合下，梧州终于在1949年11月25日，在城市不受任何破坏，没有发生混乱的情况下，和平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是梧州的地下党对梧州解放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杰林同志及城工委其他领导同志对梧州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

当时杰林同志的年纪是20多岁，还是一个青年，要在当时形势这么严峻复杂的情况下，组织领导全市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这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时城工委做的工作很多，但在杰林同志的领导决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我认为主要是三条：

一是抓紧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七个党员，如何开展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杰林同志同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研究并经省城工委正式批准，决定采取以下措施，即对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具备有一定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直接布置党的工作，并在斗争中进行培养教育，条件成熟时发展入党；其次是预备党员也可以作为介绍人，介绍其他人入党或者入团。这是当时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发展了党员20多人，团员70多人，全市党、团员合计共108人，壮大了队伍，形成了地下党的基本力量。

地下党就是靠这基本力量去开展斗争，如广泛开展对国民党机关、企业、学校情况的调查；组织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政策，警告国民党特务；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派人到广东都城同解放军联系；进行策反工作；开展护城、护厂斗争等等。事实证明，当时采取这个特殊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对地下党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派人深入虎穴，掌握敌情。当年，地下党派了盟员黄半文，通过关系打入伪苍梧县政府当了机要秘书。通过他掌握了伪县政府及伪专署许多机密情报，掌握了敌伪机关的动态和敌伪特务名单。这就为我们开展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我们在散发传单时，黄半文在同一时间召集特务分子开会，待开完会，我们散发传单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保证了散发传单这一重大行动的安全和任务的完成。又如十万大山游击区领导数人经梧往香港向上级汇报工作，敌人发觉准备要逮捕他们，黄半文紧急将情报向地下党汇报，地下党紧急通知他们立即撤退，使敌人扑了个空。

三是做好统战工作。地下党通过多种关系，对当时梧州市工商界及社会上有名的人士黄仲庵、黄天泽、刘玉璇、王培之、左镜明、关次瑶等进行启发式、渐进式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必败，共产党必胜，工商界的出路和前途，介绍党的有关政策，使他们逐步提高了思想认识，靠近共产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梧州爱国民主人士联谊会。这个组织对梧州解放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这些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如黄仲痷、黄天泽是国民党开明人士黄绍竑的兄弟，黄天泽又是梧州洪帮的头子。他们的政治态度对社会有相当的影响，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二是刘玉璇、黄天泽有二三百条枪的武装，这些武装后来受地下党间接掌握，这就保证了在临解放“真空”时社会的治安和秩序，没有发生混乱和遭到破坏。三是在解放后第二三天，他们帮助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使解放军能顺利前进追击残敌。这些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对梧州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这三条决策对地下党取得整个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杰林同志和城工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智慧和胆略。

杰林同志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党性强，对党无限忠诚。他18岁参加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广东、广西，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对同志热情关切，对别人的意见能耐心听取，虚心接受，从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和老干部的架子。他淡泊名利地位，解放初他就担任梧州市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他的职务和级别，长期来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没有什么“进步”，但他始终对党忠诚，凭着坚强的党性，数十年如一日，仍然默默地为党工作，对组织和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真是难能可贵。

他原则性强，爱护同志，对同志极端负责。地下斗争时，我布置地下党员卢迦和团员刘方去做刘方的堂叔刘平（国民党广东西江清剿大队大队长）的策反工作，并指示刘方伺机盗取几件清剿大队的空白证明，以作为我们地下工作的“护身符”。后刘方盗取了一张空白证明，自己填上派刘方为中尉副官司的“派令”（那时他自己的名字是刘德让）。这张“伪派令”在1954年的“粛反”运动中，组织进行搜查时，在一本旧书中搜了出来，这便带来了“大祸”，主为刘方是“反革命”。这些情况地下党城工委是知道的清楚的，但对此事，却有人逃避责任，不出来讲话，甚至还有“落井下石”之嫌。可是杰林同志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他证实这“派令”是伪的，组织是清楚的。后来刘方同志以及其他几个同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件事，也充分证明了杰林同志高尚的品质，和爱护同志，敢于负责的精神。

1983年广西根据中央指示，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他担任区党委梧州工作组副组长，协助江平秋同志指导梧州市委处理梧州市的“文革遗留问题”。他实事求是，掌握政策，慎重分析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正确处理了一大批“文革逗留问题”，为梧州开创新的历史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杰林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见《广西日报》）。他高尚的思想品德，忠诚于党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15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