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5日傍晚，梧州胜利解放。梧州解放及剿匪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梧州解放了

1949年11月24日前，迫于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早就撤退了。余下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头目，以及部分军警，也于24日仓皇逃走。这时解放军还没有进城，梧州进入了一个“真空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梧州人民盼望解放军早一点到来，梧州早一点解放。但在盼望的同时，又有一些焦虑：一是担心国民党会炸毁工厂，破坏城市；二是担心国民党搞“假撤退”，引诱共产党人“走出来”，然后杀一个“回马枪”，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形势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我地下党对当时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早有准备：

首先，是组织党员、团员认真开展“护厂、护城、护校”的斗争。其中特别重视保护水电厂和广西火柴厂。

其次，通知党员、团员提高警惕，提防“真空”时国民党搞“假撤退”，暂时不要公开身份和搞公开活动。

再次，布置地下党间接掌握的“爱国民主人联谊会”的黄仲庵、黄天泽(黄绍竑兄弟)、刘玉璇等武装人员200余人，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社会秩序。

因此，在24-25日这两天“真空”时段，梧州社会治安基本稳定，国民党破坏城市的阴谋被粉碎。市面上各行各业照常开门营业，群众生活照常，没有发生动乱和“烧、杀、抢”情况。这是我地下党团员努力斗争的结果，他们为梧州胜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1月25日傍晚，下午约６时左右，人民解放军从河东北部入城，梧州解放了。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从河东城北桂江边的“十二步梯”进入梧州。他们一路沿桂林路、四坊路、九坊路、五坊路向全城进发，首先占领了国民党的伪专署、伪苍梧县政府、伪警察局、大中路的重要建筑广西银行以及各重要地点。解放军进城时，地下党团员和广大市民群众以好奇又亲切的眼光，站立在街道两旁，热情地欢迎解放军的胜利到来，很多群众自发燃放鞭炮。部分党团员则到街上贴标语：“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梧州全城沸腾起来了，人民群众热烈欢呼梧州解放。
梧州终于完整、和平、顺利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充分发挥地下党的作用 

梧州解放后，我地下党的急迫任务，就是迅速与解放军联系。地下党城工委书记罗杰林同志和我去见了四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张烈同志。张部长问我们的联络暗号，罗杰林同志说是“长江”，张部长说不对。原来我们地下党的联络符号是“长江”，华中解放后，华南分局改为“罗康”，但因为战事紧张交通阻塞，来不及通知我们。
张部长对我们进行了“考试”和“测验”。张部长一一向罗杰林同志询问有关党的历史、领袖人物及重大事件，罗杰林同志则详细作了回答。经过长谈，张部长终于相信我们是真的共产党，态度比来谈话前热情亲切许多，随后便带我们去见四十军的军长。

军长亲切地同我们谈话，询问梧州及地下党的有关情况，询问向平南和岑溪、容县如何走？有多少路程？如何渡江？还问能否找到十万分之一的当地地图……我们如实作了回答，后来找到了地图并交给了解放军。       

和解放军联系上后，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迅速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和陈志明同志，找到当时南环路新光电影院的周易文，说明我们要借用电影院的广播设备。我组织党团员及进步青年史习庄、周邦珉、何明世等十多人，到新光电影院向群众作广播宣传。当时广播宣传的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布告”、“党的工商业政策”以及梧州解放了，我们应如何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等, 同时播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顿时，南环路新光电影院门前站满了群众，大家都在认真地听共产党的第一次广播，场面非常热烈。

国民党败走了，共产党胜利了，梧州解放了，地下党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党组织的任务是立即建立人民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过渡政权机关。罗杰林同志找我具体研究确定了治安委员会的成立、组织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名单。由罗杰林同志任人民治安委员会主任，梁成业同志任副主任，我任主任秘书(即秘书长)。委员有党员陈坚、王长春、卢迦等，有爱国民主人士黄仲庵、黄天泽、刘玉璇等。委员会下设秘书组、治安组、支前组等。所有党团员则具体参加各组工作，把党的工作同人民治安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

梧州解放后第三天，人民治安委员会成立并向市民公布后，大家按分工紧张地开展工作：黄汉云同志找来禾草及渡船，让解放军顺利渡江；我和刘德谦同志到银行做工作，筹集了二十余万银元供给解放军使用；黄半文、谭玉精通过民主人士王培之等，在商界筹集了大批粮食供给解放军；陈峰等同志则全力负责社会治安。大家工作非常紧张，日夜奔忙。党组织及人民治安委员会在特殊时刻，充分发挥了临时政权机关的作用，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市人民政府成立和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剿匪反霸

梧州解放后，随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管工作。我被派到文教接管委员会，任新闻组组长，负责领导对国民党报纸的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初，成立了中共梧州市委员会及梧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派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市委又成立了一个文工团，由我兼任团长，团员有三十多人。我们通过歌咏、街头剧、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号召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拥护人民政府，支援前线，对群众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50年４月，地委决定将原属市委的文工团改为梧州地委领导，改称地委文工团(梧州解放初，市委属地委领导)，我兼任团长。文工团归地委领导后，由于工作需要，曾到藤县、桂平搞征粮工作及宣传工作，文工团既是文艺队，又是工作队。   

 国民党溃败前在广西有计划地布置一大批敌特人员及武装分子潜伏下来。这些残余势力在解放后便勾结农村的地主恶霸和土匪，组成“反共救国军”，成为“政治土匪”。据广西军区后来统计，全省土匪共约五十多万人。土匪到处袭击革命政权，杀害基层干部和群众，抢劫公粮和群众财物。朝鲜战争爆发后，广西土匪企图配合溃败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活动更加猖獗，仅梧州地区苍梧县，在广平、京南、长发、狮寨、思委等地，就发生多起土匪暴动。广平区委书记庞国忠等８位同志，京南５位农会干部惨遭土匪杀害，土匪气焰极为嚣张。
       1950年12月，解放军部队及梧州地委根据中央及省委指示，在梧州地区迅速开始剿匪行动。按照统一部署，首先实行封江，在浔江、桂江禁止一切船只往来航行，隔断土匪南北联系，切断土匪逃往广东的退路。部队对土匪实行分割包围，分片围剿。 

为广泛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剿匪，梧州地委成立了两个地委机关工作队。其中一队主要成员是地委文工团团员，工作队队长是谢玉婵(时任地委组织部科长)，我任副队长，政委是张家城，队员有四十多人。这样，文工团又成为剿匪工作队。

 我们先到平南武林，参加了在大安举行的公审土匪大会，被枪毙的土匪头目有二十多人。之后，随着剿匪形势的发展，工作队又奉命转移到藤县太平。

太平是藤县北部的重镇，扼守东往梧州、北上蒙山、桂林的交通要道。当时，以甘竞生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土匪，盘踞于大瑶山，并以大瑶山为根据地，在藤县、苍梧等地活动，勾结地主恶霸，组织土匪队伍，到处袭击革命新生政权。

1950年５月，国民党藤县民团司令黄杰生，率领土匪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共千余人，两次攻打太平，都被解放军部队击退。土匪还经常袭击太平四周各村农会，杀人放火，肆意抢劫。

1950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广西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土匪纷纷败退。我们工作队是在解放军部队包围、追剿大瑶山土匪后进人太平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地方进行清匪反霸工作。工作队到达太平后，即与太平区党委、政府联系，并决定将工作队编为若干小组，分别到太平各村扎根串联，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工作：   

 一是发动群众，揭发控诉土匪罪行。土匪的罪行非常残忍，有些群众被土匪抓去后，被剥皮抽筋，心肝还被土匪炒来吃。有个恶霸，用人胆来浸酒。群众编成山歌来控诉：“太平河水清又清，良垌出了个吃人精，但用人胆来浸酒，你说枪毙该不该?”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控诉土匪罪行，使群众看清土匪的凶残面目，激发群众对土匪的愤恨，提高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二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号召土匪自新。对受蒙蔽、被胁迫当土匪的，只要向政府自新，又没有血债的，一般不予追究；能协助部队剿匪，立功的还给予奖励。我们做土匪家属的工作，由他们动员其当土匪的亲属回来向政府自新。在部队剿匪高压态势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少土匪纷纷向政府自新，大大分化瓦解了土匪队伍。

三是追缴土匪恶霸各种武器。我们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追缴土匪、恶霸暗藏或散落的各种枪支，从根本上削弱土匪的力量。我们用收缴上来的武器，为每个工作队队员都配备了枪支(原来只有部分队员配枪)。这样，工作队成为名副其实的武装工作队了。   

四是配合部队和地方政府，切断土匪与外界的联系及物资供应。我们在道路设卡放哨，盘查可疑人员，严禁向山上运送物资。土匪得不到信息，变成聋子、瞎子，没有物资接济难以生存，走投无路。不少土匪被困山中，饥饿难挨，只好下山向政府自新。   

五是贯彻“宽严结合”原则，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在发动群众控诉土匪恶霸罪行的基础上，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枪毙了土匪和通匪的地主恶霸，大大震慑了土匪恶霸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和信心，群众拍手称快，社会治安得到初步稳定。   

在剿匪清匪取得初步胜利后，工作队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实行退租退耕(当时广西农村还未开始土改)，使农民不但觉得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实惠。广大贫苦农民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新生政权，剿匪反霸打开了新局面。

 1951年５月，广西大规模剿匪胜利结束。

 1951年７月１日，工作队胜利回到梧州。       

（3800字）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