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迦同志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一个身材不高,面露笑容的人,这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一代才子”的人民干部。

卢迦同志所以被人称为“才子”,因为他有协调开拓才能,有组织才能,也有笔才和口才。他不但有“才”,而且为人正直,待人忠厚,光明磊落,总是面带笑容地侍人,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总是留下深刻印象。
我对他的才能有两件事使我佩服。

第一件事是解放初期,正当我国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激烈,志愿军总部派出回国宣讲团,用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到梧州宣讲的是窦少毅同志,他是讲普通话,梧州市干部群众流行讲“白话”,为了让干部群众听得明白,领导派出卢迦同志同场翻译为“白话”,向大较场近万听众转译传达。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也站在广场听卢迦同志译传。只见他站在窦少毅同志身旁,一手拿小本子,一手拿笔,不时记下要点,窦讲一段,他就从容地译为本地白话。他生动地转译出志愿军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也描述美军战斗中的狼狈形象,不时引起群众的热烈鼓掌。我为卢迦同志这种从容、准确的形象而感动。我对身旁的领导说：“这个同志在万人大会转译不简单！”领导笑着说；“这是市里三大才子之一！”我记住了卢迦的名字。

第二件事是在1954年,全市开展机关评功运动,我被评为一等功臣(只有一个),在市女中(现三中)操场召开全市表彰大会,这是近千人的干部大会,会议由卢迦同志主持,他在麦克风里叫我到主席台,当时我有点紧张,他对我说：“颁奖完以后,市长江平秋讲话后,由你讲话。”我吃惊地说：“我没有准备,上千名干部面前怎么讲？”他笑着说：“不用准备,你就当看不见台下的人,想到就讲！”结果,我真的很从容地讲了话。散会以后,他笑着说：“讲得不错嘛,我相信你干得出来,就能讲得出来！”他就是这样善于掌握情绪去鼓励别人克服困难。

1983年,我被提为市政府的副市长,和卢迦同志工作接触的机会多了,我感到他是个多谋善断的人,能出主意也能从复杂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有几件事让我体会很深。一件事是自治区副主席廖生东在梧州调研,建议梧州外贸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市委常委决定要我和卢迦同志研究制定方案,讨论后报自治区政府批淮。当时我从来没有干过外经贸工作,感到很困难,卢迦同志担任过市进出委主任,他有经验。我问他怎么写？他笑着说：“改革的本质,就是向中央企业分权,过去市里没有进出口企业,也没有审批权,就是要另起炉灶！”我一下就明白过来,方案在一个月来制订出来。为梧州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另一件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担任市外经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市外经贸公司是市内最大的一间企业,年出口额己超过1亿美元,为了进一步对外发展,计划在美国休斯顿市设立办事处,然后发展为分公司。当时卢迦同志是市政协副主席,也是领导小组成员,我委托他赴美调研。他回来后汇报,认为设立办事处条件还未成熟,一是市场情况未明,二是英语人才缺乏,勉强开办只会浪费外汇。他是敢于讲真话的人。

他是为人正直,敢于仗义执言的人。1990年梧州市党政机关要换届,当时区党委正在研究市领导班子问题。有一天,市委书记彭伟宗找我谈话,说区党委组织部长彭贵康来电话,说有人揭发蒙国彦在89年那场风波中说过“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对中央不满。我当时就说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当时出访广州市东山区时,区领导接待我们时,学生正在游行,该领导是引用毛主席这句话来形容处理游行的困难。而有人把这句话戴到我头上。卢迦同志听到我谈到此事很气愤,因为他与我一起出访，情况清楚。他说：“我知道是谁捏造的,我可以证明你没说过这话！”他果然出书面证明,并找彭书记说明。风波平息了。

我长期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他对我的创作鼓励很大,见我就说：“我是你的知音,你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每篇我都读,写得好！”所以我每出版一本书都要送给他指正,他也经常在电话对我的作品点评,使我有很大教益。

“知音”远去,但我常怀感恩之心回忆这位良师益友。

注：本文作者蒙国彦，笔名杨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已出版《街港春秋》《监狱官手记》《命运》《三代骄雄》《滨海惊涛》等5部长篇小说，《渔歌》《人到暮年》等2部中篇小说集，《绿色的岛》《海潮》《江畔随笔》《榕树下随笔》《西江掠影》《纪实与随笔》等6部散文集，《冬思》《荔枝林》《都市人生》《心灵的风暴》等4部散文诗集，《北伐名将》（与鲁汀合作）《黄俭的艺术人生》《南国荔枝红》等3部纪实文学，部分作品被各个刊物、出版社选入《散文选刊》《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等有关文学作品选集予以出版。作者曾任梧州市副市长、北海市副市长、中共梧州市委副书记。

图：蒙国彦同志（右）与卢迦同志于八十年代中期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考察时的合影。

图：1983年秋蒙国彦同志（中）、黄震麟同志（右）和卢迦同志合影。

 图：八十年代初，蒙国彦同志（左二）卢迦同志（右二）、邓振绪同志（左一）在广东考察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