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儒将”之风——军事将领文武兼修、义勇双全，兼具军事谋略与文人素养，并以诗词记录戎马生涯、抒发家国情志，从岳飞的《满江红》到辛弃疾的《破阵子》，皆为“儒将诗史”的经典范式。李济深先生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与政治家，其抗战诗作正是这一传统在近代的延续与创新。尤其是他在广西的敌后抗战诗篇，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与抗战精神，既记录了敌后抗战的真实历史，又凝聚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抗争意志，成为动员民众、批判时弊、凝聚士气的文化抗战武器。
1940年9月，李济深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他在广西敌后坚持抗战长达5年。在这艰难的5年间，李济深写下多篇抗战诗作，以诗言志，字里行间充满对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深切悲愤，流露着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惆怅心绪，更抒发了他誓死抗战的坚定决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这些诗作并非单纯的个人抒情载体，而是融合抗战现实语境的篇章，生动展现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面对强敌时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蒋介石的排挤与打压，李济深虽名义上管辖4个战区、指导8个省的相关工作，实际权力却受到诸多限制，难以充分施展抗敌抱负。在桂林任职期间，他写下《桂林书感三绝》，其中“伏波功业今何在，留得江山骋敌骑”一句，道尽了他报国无门的忧愤之情，也表露着渴望如伏波将军驰骋沙场、挥戈杀敌的壮志雄心。
抗战期间，日军对桂林实施严密封锁，导致当地物资供应极度紧缺，军民的基本生活与战备需求面临严峻挑战。为缓解这一困境，李济深在桂林先后8次主持召开八省盐粮会议，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全力解决军民的食用供给难题。为节省汽油这一战略物资，李济深拒绝乘坐汽车，改为每天骑马上班。他曾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一滴汽油一滴血，浪费就是亡国奴。”他不仅以身作则践行节约理念，还于1943年9月写下《节储箴言》一诗，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呼吁全民节俭、共克时艰：
1944年9月，桂林局势危急，李济深采纳周恩来的建议，从桂林返回苍梧县老家，毅然决然坚持敌后游击战。他首先前往贺县八步，探望从桂林疏散至此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千家驹、欧阳予倩、莫乃群等民主人士，与众人一同商议开展敌后抗日救亡工作。其间，他参加了贺县的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讲。他在贺县浮山写下《题浮山诗》，借眼前山水抒发心中情怀，将炽热的爱国之情融入诗句之中：
诗中“纵历洪涛千万劫”的铿锵誓言，正是李济深奋不顾身、立志成为抗战“砥柱”的生动写照，诠释了中国传统“儒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精神风貌。
中共南方局始终高度关注李济深孤悬敌后抗战的安危与斗争情况。董必武特意派出中共党员狄超白从重庆前往桂东南，与李济深取得联系，并留在其身边协助工作。
1945年1月，李济深带领狄超白、胡希明以及次子李沛金等20余人，前往岑溪、容县、北流、玉林、陆川、茂名、罗定、郁南等地，联络当地民主进步力量。李济深沿途多次发表演说，言辞慷慨激昂、饱含爱国热忱，还写下《过北流》《路过玉林》《赶茂名》《纪念黄花节》等诗作。他时常在马背上吟咏诗句，将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融入诗中，倾诉内心难以释怀的困苦：
1945年3月，李济深抵达广东罗定，出席了当地举行的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并向在场的抗日游击队员发表讲话。他有感于当时的抗战形势与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当场口占一绝，痛斥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有愧于辛亥革命先烈的奋斗与牺牲：
李济深少年时期便立下“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侯”的远大志向与报国抱负。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李济深以诗为刃、以笔为枪，传递抗敌御侮的决心，这些诗作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抗战文化思想。
“将军本色是诗人。”李济深的抗战诗篇，大多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是他个人内心最为忧愤伤怀的时刻，其文化价值在于“个人情志”与“民族精神”的深度融合——他的忧愤，并非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整个民族在危亡之际的精神缩影。诗句积愤难平却又不失坚韧，沉郁寡欢却始终饱含希望，既体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爱国情怀，又彰显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更传递出“坚持抗战走天涯”的英勇气概：即使“失了华南”“将军白头”，只要“神州不是散沙”，抗战终将胜利。
这是一位“白头将军”的家国情怀，一名爱国志士的赤子之心，一个民族在危难中永不屈服的文化底色。
（作者系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梧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梧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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